接下来Richard  Posner教授发言，其中自然要说起他和贝克尔教授联合撰写的经济学博客。显然，包括所有参会人员在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博客。他们俩每次先有一个人就某问题发表看法，然后另一个人再就此提出自己的论点。互相轮流。Posner教授在圈内被公认为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据说在他担任大法官期间他的很多判例都被作为法学界的经典案例写入了教科书。他谦虚地说，写博客每次轮到贝克尔出题时，他就像一个刚被布置了作业的学生那样紧张。
晚宴结束时，贝克尔教授的太太也作了发言，她是一位历史学家。她说起了当年和贝克尔谈恋爱时的一些趣事。当时她有个闺中密友，此人并非经济学家但是对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非常厌恶，称那是“法西斯”社会理论。有一次，贝克尔夫人，当时还是女朋友，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派对，有很多人参加，自然也有她的这位“闺密”，贝克尔作为男朋友也参加了。派对结束后，这位“闺密”对贝克尔夫人充满遗憾地说：“真不巧，今天我居然没有见到你的那位经济学家男友。”
贝克尔夫人说：“这怎么可能，我看见你们俩今天聊了一个晚上！”
“闺密”大为惊讶地说：“什么？就刚才那个人？可是他和我讲的都是结婚、家庭、生孩子、宗教等等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可能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贝克尔夫人笑着说：“是的，他正是我的男友加里·贝克尔。”
从此这位“闺密”彻底地改变了对于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听到这里，我们都会心地笑出来。是啊，加里·贝克尔可是被世人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的。
作为晚宴的高潮，将近十位大经济学家轮番上台致祝酒辞。“To Gary!”   全体起立，掌声响起，久久不息，庆祝大会圆满结束。
贝克尔教授第二天在自己的家里又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结果我和太太是第一个到他们家的。贝克尔教授很亲切地向他的夫人介绍我，还特意加了一句“Yong和Lucy是新婚呢”。在那里，贝克尔教授又详细地询问了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情况，并就“北京新车车牌需要摇奖”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知道，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巨擎，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  
我很高兴，贝克尔教授不仅是芝大的教授，而且还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正式的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荣誉教授，并且还访问过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系并在那里教过课。与太太一起在挑生日礼物的时候，我还意外发现我和贝克尔教授的生肖也一样。我想，若非自己心理上感觉亲近，否则我是不会这么敏感地发现和刻意地寻找我和贝克尔教授的共同点的。前几天，我太太参加世界银行职员家属联谊会的一个活动，每个人都被要求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诺贝尔奖得主。我太太是学工科的，从来没有读过经济学，但是却毫不犹豫地说：”是加里·贝克尔”，还向大家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经济学贡献。我听后不禁莞尔。是的，我曾送给太太一本贝克尔教授的经济随笔集。而且，心理上的“亲近感”大概在亲近的人之间是最容易传染了。
贝克尔教授，学生我和我太太再次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11年4月11日
于华盛顿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