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体系始终会遵循以下公式所揭示的规律来运行。
即M2=(基础货币-滤出货币)/准备金率+滤出货币
基础货币用Mb来表示，准备金率用Rr来表示。
滤出货币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用途，分别可以用M0或者货币发行数据来表示。货币发行=流通中的现钞M0+银行库存现金。
因此公式的表达方式是：M2=(Mb-M0)/Rr+M0

计算准备金率来预测降准时，滤出货币用M0来表示，因为银行的库存现金也在超额准备金的一部分。
假如计算M2极限，或者计算银行的信贷额度空间或者信贷的松紧程度时，则滤出货币用货币发行数据来代替，因为流通中的现金钞票M0与银行的库存现金，是肯定不会被央行收储为法定准备金的，也就是说，这部分实物货币是不会产生货币乘数效应的。

举例。
以2020年12月的M2、基础货币，M0数据来计算2020年12月底的准备金率（包括了法定准备金率和客观事实上的超额准备金率）
公式变形得：
Rr(2020)=(Mb-M0)(M2-M0)=(33.04-8.43)/(218.68-8.43)=11.7%

假定2021年央行对商行的超额准备金率监管约束不变，基础货币和M0维持相对稳定（2021年央行基础货币确实也维持了相对稳定）
且2021年银行信贷增量为20万亿人民币规模，同步派生存款导致货币供应量也增加20万亿人民币规模。
则Rr(2021)=(Mb-M0)(M2-M0)=(32.95-9.08)/(238.29-9.08)=10.41%

Rr(2020)-Rr(2021)=1.29%，
因此，2021年，需要降准两次每次0.5%，合计降准1%。

根据公式看出，影响准备金率变化的，还有基础货币和M0参数，M0长期维持相对稳定，这里暂且忽略它的影响。
而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以前显著受外汇占款的影响，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外汇占款有一个快速萎缩减少的过程。同时也叠加了央行的频繁降准，并增量通过央行再贷款来补充基础货币的规模。

这里我们假设在2021年底，有资本规模化购汇撤离出中国市场，假设其规模与2015年下半年相当，外汇占款或基础货币萎缩减少2.5万亿人民币规模。
则公式变为：
则Rr(2021)=(Mb-M0)(M2-M0)=(32.95-2.5-9.08)/(238.29-2.5-9.08)=9.42%

因此，央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被迫降准2.28%，即在原先降准1%的基础上，仍需要继续再被动降准1%，合计降准2%来应对。

因此，只要外部资本规模化集中外流，就会触发央行被动频繁降准，同时我国金融银行体系内的系统性风险突然无预警性猛烈增长。

这就是我国金融货币体系内的运行规则，规律以及潜在的巨大的运行风险。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巨大风险，中国最高领导与国家央行反复提及的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指的这种风险。

以上一个公式，就可以全部解释这种风险的本质和来源以及运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