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淮论坛》刊载《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战略思路研究》，《经济实证》刊载《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测度》，《企业经济》刊载《“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城镇化 与产业集聚协调、优化》整理编写）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人口、城市密集的重要发展轴线，在全国空间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仅次于沿海经济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上中下游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城镇化水平差距大、居民收入差距大，需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城镇体系、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情况。

（一）城镇化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在2000年，上海、江苏、湖南、云南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8.31%、41.5%、29.75%、23.36%，上海的城镇化率分别为江苏、湖南、云南的2倍、3倍、4倍。到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大关，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上海（88.1%），江苏（70.6%），浙江（70.0%），重庆（66.8%）、湖北（61.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湖南（57.2%）、江西（57.4%）、安徽（55.8%）、四川（53.8%），贵州（49.0%）、云南（48.9%）。此时上海城镇化率与云南相比高出不足40个百分点，江苏、浙江比云南、贵州仅高出20多个百分点，差距逐渐缩小。

（二）城镇化速度逐渐放缓。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同时城镇化速度却呈现降低的趋势，这也与全国的城镇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全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总趋势持续走低，只在2007年、2010年和2015年有小波峰。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化速度起伏较大，在2005年和2010年形成明显高峰；但是总体来看，城市化速度的大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呈现逐渐降速的特点。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一度出现了城镇人口负增长，即“逆城市化”现象，这表明了上海城镇化进程已经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

（三）城镇化水平存在差距。一是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率大致由东向西递减，这是由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长江下游地形平坦、人口聚集，开发时间也较早，因此城市发展比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地形崎岖，不适宜城市建设，开发也较晚，导致城镇化发展较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三大中心城市的所在省份的城镇化水平要比周边地区高出一到两个梯度。如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上海的城镇化水平要比江苏、浙江高出一个梯度，比安徽高出两个梯度。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武汉都市圈所在的湖北省，其城镇化率也比湖南、江西高出一个梯度。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重庆，其城镇化率依然比四川高出一个梯度。

二、长江经济带城镇化面临的困难问题。

（一）上海以及苏南地区人口流入压力较大，资源环境超载的矛盾日益突出。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土地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大致与日本东京的面积（6451平方公里）相当，是纽约的7倍（945平方公里）。根据《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428.1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3830人，人口密度已经很高。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5万人，远远超过东京每平方公里1.45万人和纽约1.05万人的水平；土地开发利用强度过高，达到17%，远远超出8%的世界平均水平。苏南地区是江苏省最为发达的地区，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镇江五个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19年苏南城镇人口3631.38万，城镇化率77.6%。苏州城镇人口最多达827.74万人，南京市城镇人口707.2万人、城镇化率达83.2%。苏南地区是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地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平均每年增加95万人，其中南京市平均每年增加17万人，无锡市平均每年增加12万人，常州市平均每年增加8万人，苏州市每年增加36万人，镇江市平均每年增加22万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尚未出炉，但可以预见人口流入程度更甚。根据城镇化进程的S型曲线，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0%时，城市发展进入成熟期，特大和大城市的人口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但是，由于上海及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工资水平高，仍在吸引人口流入，这必将加剧已经十分紧张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二）武汉、重庆、成都首位度过高、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武汉市是长江中游重镇，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2019年，武汉市常住人口1121.2万人，远远高于湖北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襄樊市常住人口605万、宜昌市414万、荆州市660万、鄂州市106万。武汉市的首位度为极高。重庆市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经济要素向中心城区快速流动。2019年，重庆市主城区常住人口2032.9万，全市常住人口3124.3万，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主城区。万州区被称为重庆市第二大城市，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165万，与主城区人口数相差甚远。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也具有一城独大的典型特征。2019年，成都市常住人口1658.1万，远远高于四川省内其他市辖区的人口，如南充市724万、遂宁市362万、自贡市324万。2019年，成都市城镇化率74.4％，城镇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三）大量地级城市规模偏小、吸引集聚人口能力不足。地级城市是我国今后吸纳人口的主要载体，也是连接省会城市和县城的主要桥梁。由于各地级城市形成原因不同，市辖区的面积和人口还不能真正反映地级市的大小，比如撤县设区和撤市设区往往使市辖区面积和人口迅速扩大，但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为此，本文用建成区面积来表示地级市的真实大小。根据每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人口达到1万人为标准，一个地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应达到100平方公里，才能使城市人口达到100万，就可以使地级城市形成自然集聚人口和产业的基础。同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经济带的地级市人口应该达到400万及以上，其中建成区人口超过100万为佳。根据这样一个判别标准，长江经济带还有大量的地级城市达不到这样的标准，进而分流不了省会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这些地级市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是承载人口的主要载体。由于吸纳能力较小，不足以吸引区域内农村人口的进入，导致全省人口奔省城、全国人口奔上海的局面，造成大量的人口候鸟式迁徙。

（四）县城人口集聚的稳定性较差，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尚未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分工合作。县城直接面向农村，成为农民进城的第一选择。但是，由于县城处于生产要素流动的末端，处于社会商品流动的末端，功能不完善，交通不方便，产业基础薄弱，导致县城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吸纳人口；即使已居住在县城的人口，也不太稳定，流动性大。目前长江经济带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等几大城市群，除长三角城市群之外，其他城市群的成熟度比较低，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水平比较低，除了长三角城市群内已经形成高速公路网之外，其他城市群还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二是城市之间对要素的竞争仍比较激烈，人口等生产要素向省会城市集中，省会城市成为区域经济的抽水机，导致“一城独大”。三是没有建立沟通合作的机制，城市之间没有实现有效分工协作。

三、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城镇化质量高低关键在于城市能否为农民进城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首先，长江下游地区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的同时，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力度，使之获得日益提高的生存技能。其次，长江中上游地区要继续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就近就业机会。第三，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就业致富的“蓄水池”。第四，长江中上游地区要加快建立灵活就业管理和服务体系，在场地、税收、人才培训等多方面给予扶持，促进灵活就业。

（二）有重点、有选择地培育新的增长极。首先，释放沿江两岸城市发展潜力。沿江23个城市，有些发展基础较好，水资源承载能力高，建议有重点地选择若干个城市，采取加大政府投入、下放审批权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极，促进长江经济带均衡化发展。其次，培育三大城市群内新的经济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内“一城独大”的问题比较突出，要从完善城镇体系的角度，选择若干个城市，采取调整行政区划、创新管理模式、制定优惠政策等方式，支持经济增长极的发展。第三，在长江上游地区选择具有区域带动作用的县城作为经济增长极进行培育，集聚产业和人口，使之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

（三）支持建制镇发挥农村地区服务中心的作用。长江中游多数是平原地区，农村数量多，农民人口多，长江上游多数是山区丘陵，居住分散。小城镇尤其是建制镇具有农村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带动农村、支持农业、服务农民的作用。富裕起来的农民可选择到城镇居住，外出务工回乡的“农民工”也会选择到家乡附近的城镇居住。因此，建制镇也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和建设要重视建制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支持建制镇的发展，加强建制镇的服务功能和对人口的吸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