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在哲学探索之路上行走

　　（1）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觉得它远离实际生活。中国传统哲学还因为“过分”关注人事而为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诟病。其实，哲学的根源还是实际生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尽可以上干云霄，但还是摆不脱尘世的土壤。正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几十年的经历使我坚信，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哲学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情怀。有了这种情怀，才可能以“九死无悔”的精神去“爱智”。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2）哲学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不能没有民族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黑格尔当年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见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页）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3）学风和文风至关重要。学风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不是实证科学，最易流于空泛，然而也最忌空泛。在哲学领域里，要分析清楚一个问题，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大言空论则非常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把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我以为不可取。文风上也要力求精密显豁。个人当然应该有各自的风格，不能规定模式，强求一律；何况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并无一成不变的定格。但中国语言毕竟有相对恒定的因素，不宜置之不顾。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恕我直言，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我以为也不可取。苏轼当年曾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认为“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语虽尖刻，却有至理。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高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离不开优良的学风和文风。
　　
　　　　（4）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站在思维的制高点，正因为它吸纳和消化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又有所超越。今后要发展，仍需如此。要有自己的立场，但却不可褊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要善于有分析地吸纳，不可盲目拒斥。
　　
　　　　（5）哲学和任何其他学问都不能互相代替，也都不是万能的。哲学要做自己应该做和做得到的事情，不可越俎代庖，不可自以为至高无上，也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哲学的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也就是“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就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