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人的本性理解“经济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程文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归结为“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并概括为三个基本命题：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在良好的制度中自私的行动会无意地增进公共利益。[1]程文对此提出质疑和修正，并提出了“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即第三个理论假设，同样概括为三个基本命题：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在良好的制度中在增加集体或社会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1]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克服了前者的片面性，但对“经济人”本身未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而是仍然从人的本性出发理解经济人，仍然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框中兜圈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个“经济人假设”和前者一样，同样是脱离实际和不科学的。

      1.两种“经济人假设”都是不科学的

两种“经济人假设”——“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和“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尽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对“经济人”本身的理解上都是不科学的。

两种“经济人假设”都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而不是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出发的，因而都不是经济范畴。两种“经济人假设”的区别主要在于：程文不仅强调了人和动物在感情、理智和理性方面的区别，而且强调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人的本性的区别。但二者的区别并不排斥它们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第一，二者所说的人的本性和行为，都只是与动物相区别的一般人的行为，而不是一定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行为；第二，二者都是从抽象的人的“情感”、“理智”、“理性”出发的，而不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和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出发的。

只有在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意义上，“经济人”才可以成为一个经济范畴。在“经济人”的问题上，尽管程文声称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唯物史观。问题不是不能使用“经济人”这个概念，而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过“经济人”范畴，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论述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启示。他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P10)“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4](P103-104)可见，如果我们把“经济人”理解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人，一定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和人格化，那么，“经济人”就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经济范畴。不过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人”就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作为经济关系人格化的“经济人”范畴，就完全不同于流行的“经济人假设”了。

       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是同现实的生产方式相脱离的

程文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中的“三个基本命题”是：第一，“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极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第二，“与一般自然界的动物相比，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第三，“在私有经济范围内，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正负效应程度不同地增减社会公共利益”，而“在社会公有经济范围内，良好的经济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1]这种貌似全面而又加入制度因素的观点，是完全同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相脱离的，因而并不会更具有科学性。

抽象地谈论“利己”和“利他”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向背离的。程文说，“利己与利他、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典型组合有四种：主观利己，客观利己；主观利他，客观利他；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客观利己。”[1]这纯粹是按照排列组合的抽象数学原理组合起来的，不仅和现实的生产方式相脱离，而且也和程文自己的基本命题相矛盾。在这些组合中，完全看不出小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因而也就和政治经济学没有关系。在程文的第一个命题中，确认人类具有自私性是既定的前提，只是“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也就是说，人总是同时兼有利己和利他两种行为。这样一来，至少“主观利他，客观利他”和“主观利己，客观利己”这两种情况就都不能成立了。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的狭隘眼界。程文认为西方经济学“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理念存在八个误点：功利主义，预设主义，历史唯心论，形而上学，经济—道德二元悖论，唯理论，人类低级本能的意识，“店老板”的狭隘思维和人性异化心理。然而程文自己的认识并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的狭隘眼界，而似乎只在于克服西方经济学“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尽管程文声称“受马克思的思想启迪”，但程文的假设和前者的区别只是在于认为：“人类具有极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私有制必然从根本上限制良好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建立和健全”。[1]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有没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感情、理智和理性；而是在于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抽象谈论私有制的优劣。

        3.抽象的“共产制”或“公有制”不能和“良好的经济制度”画等号

程文说，“良好的经济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所谓“良好的经济制度”就是“共产制”或“公有制”，而绝不能是私有制。因为公有制是利他的，私有制是利己的。“在私有经济范围内，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正负效应程度不同地增减社会公共利益”；而“在社会公有经济范围内，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制度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1]其实，抽象的“共产制”或“公有制”并不等于“良好的经济制度”。

判断经济制度是否良好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标准，而不是“利他”。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问题，用“好”还是“不好”来区分经济制度并不科学。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历史性的，都只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同落后的经济制度相比都是一种进步。所谓“良好的经济制度”只在于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利己”和“利他”根本不是经济制度是否“良好”的判断标准。在“己”和“他”这种抽象概念中，不同时代、不同生产方式、不同阶级的区别完全不见了。难道有利于奴隶、农奴、雇佣工人不也可以是“利己”吗，有利于奴隶主、农奴主、资本家不也可以是“利他”吗？难道在任何情况下，利他都是“良好的经济制度”，而利己都是“不好的经济制度”吗？在市场经济中，有利于雇佣工人的法律政策可能不利于企业主，这能够用“利己”和“利他”来说明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立生产方式中的最发达形式，在程文看来可能不属于“良好”之列，但马克思却不这么看。他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为生产而生产无非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为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11](P124-126)

所有制形式是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抽象地谈论公有制和私有制。如何认识所有制，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迄今为止，许多学者都把所有制形式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私有制和公有制，而且认为，公有制一定比私有制好，甚至认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程文也是如此。这是极大的误解。这说明，这些学者不懂得所有制的本质和历史性质。马克思指出，所有制形式是“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系”，[12](P511)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12](P105)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8](P44)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从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和方法，是各种各样的，其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历史形式，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马克思除了从私有和公有这个角度区分所有制形式以外，更多地是从劳动者和生产条件相统一还是相分离的角度来区分的。古代共同体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统一的形式，但有天壤之别；分离的形式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4](P876)

经济体制不是独立于所有制形式之外并与之并列的关系。程文认为，决定公平程度和效率高低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所有制（公有制或私有制）形式，二是体制的优劣。能够达到最公平和高效率的“结合链”，是“公有制→体制优越→最公平→高效率”。[1]在这里，程文把所有制形式和经济体制区别开来了，但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来，在英文中，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一回事。在我国，经济体制被定义为具体的经济制度，主要包括：经济形式和经济机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资本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的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等等。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公有财产法律所有权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变革以上各个方面的关系。但是，第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大大超出了“具体经济制度”的范围，已经开始变革“基本经济制度”了；第二，所有制和所谓的经济体制不是平列的关系。所有制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使狭义地理解所有制——财产关系，也不仅仅是法律所有权这个层次，还包括经济所有权。其实，构成经济体制的上述几个方面都属于所有制关系。一旦这些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制本身也就发生变化了；或者说，这些关系的变化正是所有制发生一定变化的结果。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统制经济）之所以能够转变为市场经济，正是因为所有制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除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外，还有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分配关系的变化不过是这两个分离的表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实际上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引入了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因素（内涵的方面和外延的方面）；资本要素所有权之所以能够参与分配，是因为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然而，在程文那里，体制似乎成了独立于所有制之外并与之并列的关系，体制的变革似乎不影响所有制关系。这是不确切的。另外，所谓“体制优越”，绝不是使所有的劳动者和社会成员都感觉“良好”，而是使生产的社会形式同生产力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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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从抽象的资源和需求约束出发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而需求是无限的。程文将其归结为“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论”或“单约束假设”。但程文认为，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将这个假设修改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程文的第三个理论假设。诚然，确认资源和需求有限还是无限，无疑是重要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但问题是，程文也和西方经济学一样，把资源配置本身看做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把生产的社会形式看做是资源配置的方法。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1.抽象的资源配置机制本身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

在程文看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的观点是一种“误解”。[1]其实，发生误解的恰恰是程文。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人类的社会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另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的社会形式，而不是物质内容，或者说，是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和交换方式。在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必要的范围内，也考察生产的物质内容；这是因为，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就是为了阐明现实的社会形式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以及适应的程度，从而揭示社会形式变化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但是，对物质内容的专门研究是生产力学、生产要素学、工艺学、商品学的任务。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因为生产的物质内容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不重要，也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而是因为合乎科学性要求。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最初表现为共同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对象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12](P383)恩格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4](P489)“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质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5](P4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4](P8-10)其中，“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8](P230)“研究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问题，从重农学派直到现代都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问题。”[2](P25)

科学的经济理论从不离开生产的社会形式抽象地考察资源配置。“资源配置”这个概念出自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以何种所有制形式、经济形式和经济机制（市场或者ZF），能够更有效和更合理地分配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既然西方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是既定的和不变的前提，那么影响资源配置的主要是经济形式和经济机制。资源配置就其内容来说，就是如何将经济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业和最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部门，这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因而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所讲的社会总劳动和社会总资本的分配，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固定资本的节约，对自然力的利用等等，都涉及资源配置问题。但资源稀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概念，与人类利用资源的社会形式和能力有关；资源配置不是抽象一般的概念，而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进行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无论是配置的方式，还是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同的。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虽然并不排斥对“生产一般”的考察，但从不离开生产的社会形式抽象地考察资源配置。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在对生产方式的考察中考察经济形式和资源配置，还是以资源配置为重点研究对象，把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形式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方法。抽象地谈论资源配置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资源如何配置以及是否合理和有效，完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在所有落后的和对立的生产方式中，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另一方面，资源配置合理和有效的标准是历史的，完全依生产方式的性质为转移。在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主人的情况下，基本的标准是满足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决定性的标准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最节省物化劳动，即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2](P190)

    2.马克思不是把所有制关系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研究的

程文说，“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前者不同于后者的“重要区别”在于，“认为社会资源的配置，不仅包含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而且是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1]意思是说，公有或私有也和计划或市场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这就不仅把所有制和运行机制放在了同一个层次，而且颠倒了所有制和资源配置的关系。

程文关于资源配置的基本观点和西方经济学没有“重要区别”。在西方经济学中，特别是在“比较经济制度学”中，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忽视所有制形式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而是把私有制形式作为既定的前提，作为最合理的所有制形式。西方经济学就是从资源配置出发，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因此，并不是程文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什么“重要区别”，而是程文和西方经济学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重要区别”。区别就是，马克思从来不把抽象的资源配置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在对一定生产方式的考察中考察资源配置。

所有制形式不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程文看来，资源配置有两套配置方式：一种是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另一种是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程文不仅把计划和市场同公有制和私有制平列起来了，而且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出现的。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制形式不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而是生产的（经济的）社会形式；而资源配置的不同形式或机制——自然调节，市场调节，ZF调节，社会调节等等——是由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历史形式，资源配置的形式也不同。在程文那里，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抽象的，抹杀了不同的历史形式。马克思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历史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例如，在孤立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或者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只是补充形式，不是“用商品生产商品”），无论是古代共同体还是私有制形式，都不可能也不需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商品生产普遍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是市场机制；在马克思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唯一形式是社会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

    3.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要基础的所有制形式不是公有制

程文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划分为“私有制主体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认为，“倘若公有制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操作得法”，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利用的极优化、需求满足的极大化”。[1]这个观点似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但目前只是一个“假设”而已。程文至少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即把一个从特殊发展道路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普遍化了。
必须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上搞清楚市场经济的存在条件和经济实质。“市场经济”属于西方经济学概念，是从交易方式而不是从生产方式概括的经济形式。所谓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实现社会经济联系和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但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而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的发达阶段和现代形态。商品生产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社会分工；另一个是独立的产权主体（极端形式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作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必须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进入流通过程的商品，可以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但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成为主体形式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管资本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集体资本）。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基本的经济关系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所以，市场经济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

    “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不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形式。在当今世界，从财产法律所有权的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一般的规律是：凡是自然形成和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都以私有制为基础。凡是后发展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比较大，但私有制仍然是基本形式。我国作为在落后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资产占优势，国有经济为主导。如果说前者是一般形式，那么，后者则是一种特殊形式。“特殊”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走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视为一种例外。公有制为主体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但未必适合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明确，不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形式本身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特殊的发展道路要求公有制为主体。历史经验证明，能够自然地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不是联合劳动，而是雇佣劳动。因此，“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不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形式。

    “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和一般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有限的。“公有制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制主体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实际区别，远不像抽象概念表明的那样大。我们对“公有制”、“主体”、“社会主义”的现实关系的认识，决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都处于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这两种社会形态纵然存在质的区别，但并不是直接对立物。具体地说，第一，为了同市场经济相适应，公有制的比重不可能太高。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比重已经很小；而国有经济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只是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和雏形。第二，在国有经济那里，为了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市场经济相适应，劳动和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劳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谓的公有制主要体现在法律所有权层次上。第三，所谓“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公有资产占优势（主要是质的优势）和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公有资产的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这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在价值形式的作用下部分公有制经济解体的结果。因此，从经济所有权和生产方式来看，两种不同类型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很有限了。我们还要注意到，公有制为主体固然具有特殊的优势，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因此，公有制能够“主体”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今后的实践证明。程文显然注意到这一点，但不是进一步探索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而是把实现“资源利用的极优化、需求满足的极大化”的希望寄托于“操作得法”。究竟什么叫“操作得法”，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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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不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公平和效率是此长彼消的交替关系。于是，就产生了应当何者优先的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经济理论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一度处于主导地位。对此，程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程文把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概括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而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但是，程文非但没有对公平和效率的含义和相互关系做出科学的解释，反而得出了公平的程度和效率的高低完全以公有制或私有制为转移的主观结论。

    1.公平和效率都不是抽象一般的范畴

程文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1]“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1]程文并没有说明什么叫“平等和合理”；至于对效率的看法，并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的眼界。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公平和效率都是历史范畴，只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公平作为历史范畴是以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一方面，在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公平包含着不同的内涵；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当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观念和评价标准。在所有阶级社会中，站在所有者和统治阶级的立场看问题，凭借生产条件的垄断权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是天经地义的；而站在劳动者和被剥削阶级的立场看问题，则是剥削关系。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平只是意味着市场准入、等价交换、自由竞争、差距适度等等。但是，“平等竞争”的结果却是优胜劣汰和经济上的分化；“等价交换”的背后却是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所谓“公平”，充其量是力求把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都可以接受的限度以内。但是，两极分化的结果恰恰是市场经济形式带来的，缩小差距的希望只能寄托于ZF的转移支付。而这种转移支付和差距的缩小，只有到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的程度才有可能。因此，越是落后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越大。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他还指出，按劳分配固然体现了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要避免这类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4](P302-305)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不是适度的差距，而是消灭阶级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无论是作为革命的本能对阶级对立的自发反应，还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14](P448)

效率同样是历史范畴，而且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程文没有把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区别开来，没有把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效率区别开来，没有把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区别开来，因而并没有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生产一般”这个层次上，效率就是劳动生产率，适用于任何生产方式和历史时代。但效率总是打上历史性的社会形式的烙印。在非商品生产的场合，效率是以使用价值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在商品生产的场合，效率是以交换价值来衡量的，甚至是以价格总额的形式衡量的（增加值或GDP就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而效率也就表现为资本增殖的效率，即剩余价值率或资本利润率。此外，在所有的社会生产中，效率都区分为单个生产者内部的效率（微观效率）和社会生产的效率（宏观效率）。宏观效率自然是以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宏观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致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源配置效率总是服务于资本增殖效率的。

    2.公平和效率不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程文认为，“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是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就成为各派经济学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1](P28)把公平和效率视为一对基本矛盾和存在内在关联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矛盾”通常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程文把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看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一定存在矛盾；二是把这个假设的矛盾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体现一定社会形态独特性质的矛盾，因而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时候，基本矛盾就暴露无遗了。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马克思认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9](P278)简单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手段方法的矛盾。马克思也赞同西斯蒙第的下述概括：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10](P55)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矛盾。[14](P258-259)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公平和效率作为不同层次的范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一般地说，公平是就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来说的；效率是就劳动投入和产出结果的关系来说的。只要是历史地看问题，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包含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可以具有很高的效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和划时代的剥削方式。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问题，自然是不公平的。但他同时认为，“资本关系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第一，因为在资本关系下，关心的问题是劳动时间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产品本身或使用价值；第二，因为自由的工人只有出卖他的劳动，他才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也就是说，迫使他出卖他的劳动的，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外界的强制。”[2](P258-25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和结果就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加被同一追加劳动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也可以说，不断把新加劳动分配在更多的产品量上，从而降低单个商品的价格，或者使商品价格普遍变便宜。”[15](P16)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有很高的效率，而且是内在的。相反，历史上没有剥削关系的生产方式，例如，在原始共同体和孤立封闭的个体经济的场合，劳动生产率却是最低的。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是以对各自含义的不对称界定为前提的。在不少人那里，所谓公平是指收入的均等化，或者把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在另一些人那里，把只有在未来才能实现的无阶级的公平作为当前的目标来追求。所谓效率则是指市场经济的效率，即价值形式的效率，特别是价值增殖的效率，效率的基本标志是企业的高赢利和社会GDP的高增长。很显然，对公平和效率含义的界定没有放在同一种条件之下，是不对称的，因而必然存在观念上的矛盾。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而是主观的公平要求（或者是“大锅饭”，或者是较小的差距，或者是消灭阶级）和市场经济效率的矛盾。这纯粹是头脑里想象出来的虚幻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公平和效率都看做是历史范畴，都放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谈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会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矛盾和冲突。

【分拆上传 未完待续】

   3.公平和效率之间同样不存在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相关联系

程文一方面认为公平和效率是一对“基本矛盾”和“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又认为二者可以具有“正相关联系”。程文认为，“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之一是市场型按劳分配。”“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关系和互补性。”[1]这种见解是难以成立的。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不能证明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联系。满足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是社会生产的一般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发展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这就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进步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和表现。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形式或生产关系，相对于劳动者而言并不是公平的关系，或者说，并不允许达到公平的程度。例如，奴隶制代替原始共同体，并不是因为它更加公平，而是因为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P277)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公平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缺乏效率的，同时也存在违背按劳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但总体而言，我们不能说它比市场经济更加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和较大的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来自“合理的公有制”的判断不准确。程文断言“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什么叫“合理的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只有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公有制才是合理的公有制。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来说，只有高级形态的社会所有制才是合理的公有制。我国现阶段的公有制是低级形态的公有制，是与私有制同时并存、私有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条件下的公有制；大量的是由国家和ZF代表并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公有制；是具有地域性质或局部性质的公有制（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就像不同的所有者一样互相对待）；公有制采取了多种实现形式（在很多场合，公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是分离的，劳动和所有权是分离的，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这样的公有制是“合理”的吗？从一个方面看它是合理的，因为同“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相比，能够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公有制是低级的、不够格的公有制，公有制的比重下降了，公有制内部引入了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因素，贫富差距因此扩大了。其实，在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就人类社会总体而言，能够带来高效率的恰恰不是高级的公有制，而是低级的、不够格的公有制；不是纯粹的公有制，而是包含着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因素的公有制；不是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公有制，而是同市场经济兼容的公有制；主体部分不是公有制，而是非公有制。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坚持公有资产占优势、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在内涵的方面和外延的方面适度增加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因素。如果说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来自“合理的公有制”，那么，同样也可以说来自“合理的私有制”。

    “市场型按劳分配”本质上是按劳动力价格分配，不会改变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和关系。在程文看来，所谓“市场型按劳分配”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最优结合，从而实现了公平分配。所谓“市场型按劳分配”是一种虚构，实际上不过是市场经济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在劳动要素上的表现。区别在于，程文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但所谓“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无非是同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具体地说就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公有资产（主要是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同经济所有权相分离，劳动和所有权相分离，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在统一的国有经济内部，创造出具有你我之分的产权独立的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这时候，虽然国家仍然可以通过ZF的职能机构保持着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并起到抑止私人资本的作用；但对劳动者来说，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已经没有区别，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区别，他们都是雇佣劳动者，工资都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其实，程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程文说，市场型按劳分配有两个特点：一是按劳分配市场化；二是按劳分配企业化。既然如此，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在分配方式方面就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区别。因此，所谓“市场型按劳分配”和一般的“按要素分配”就没有区别。如果程文认为按资分配（它不过是按要素分配的一种表现）没有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最优结合，因而是不公平的，那么，“市场型按劳分配”也是这样；反之亦然。可见，提出所谓“市场型按劳分配”不过是在做文字游戏，并没有实际内容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基本关系是物的依赖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本质上是劳资之间、工资和利润之间、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是“资本的生产力”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劳动者当前利益和人类发展利益的关系。从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按要素分配，是一种进步；但所增加的更多的是等价交换的公平和资本的公平，而以劳动为基础的公平则相对减少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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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http://www.wyzxsx.com引言及第一部分．http://www.wyzxsx.com preface and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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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M]. Volume 3. Beijing: Renmin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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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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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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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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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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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M]. Volume 1. Beijing: Renmin Press, 1995.^

【原文出处】《政治经济学评论》(京)2010年2期第154～176页

【作者简介】陈文通，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全文续完】

谢谢了！

先研究一下，后面再看看有没有能力详细回复

认真对待，态度值得赞同！

【 按劳分配的实现条件: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按劳分配要有一些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1．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的分配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只有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有可能使全体劳动者能够平等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才能够消除由于生产条件占有的不同造成的劳动者在分配上的差别，使劳动成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因素。

　　2．经济社会条件要能够保证劳动者各尽所能，这些条件包括足够的生产资料可供投入生产，不仅保证人人就业，而且为劳动者选择职业提供充分的自由。

　   3．商品经济已经消亡。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

　　4．社会可以统一对社会总产品做各项扣除。劳动者除了可供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结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按劳分配要有一些前提条件”，而不是只要有某一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实行按劳分配的一个基本必备的客观条件。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之一。只有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能实行按劳分配，但丝毫不意味着只要进入公有制，就必然实行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显然还远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能够实行按劳分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能够实行按劳分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把“只有……才……”等同于“只要……就……”，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能实行按劳分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的重大误解。

从这里所说的 按劳分配的实现条件 来看，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中国，显然并不具备实行按劳分配的实现条件。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是既不能长期因袭旧的分配方式、制度，又不具备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如果长期因袭旧的分配方式、制度，必然导致差距不断扩大并走向两极分化，而企图实行按劳分配，无论是为主还是为辅，虽然愿望是好的，却与现实不符合。

把现实中原本不是按劳分配的形式、现象和分配所得当做按劳分配来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按劳分配的误读、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结果只能是误导。

个人认为，陈教授在他的《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不仅不赞成误把现实中的“低级的、不够格的公有制”当做具备了实行按劳分配条件的公有制；而且认为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工薪所得解释为按劳分配所得的所谓“市场型按劳分配”，不过是在做文字游戏。

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要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实现条件的误解中解放出来！

【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要融合两种对立的经济理论。】——摘自2楼.

    想要把两种原本就有本质区别的、对立的经济理论融合到一起，无论是以“马学”为体，将“西学”附在“马学”的体上，还是以“西学”为体，将“马学”西化到“西学”体上，结果必然是“魂不附体”的“非马非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