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        马克思经济哲学历史路径
三、        中介范畴和体系
四、        辩证实证研究
五、        社会发展学说
六、        在论社会有机体学说
七、        经济哲学比较研究：生理解剖学和现象学
八、        辩证阐释学

楼主在哲学上犯了一个小迷。在哲学领域，只有“是问题”还是“不是问题”的分别、只有“值得研究”和“不值得研究”的权衡，不存在研究“什么样的”哲学的问题。哲学不是经济学，可以研究一个方面，如果没有楼主所谓的“哲学一般”的功底，是不可能做好“哲学特殊”的，“道通为一”才是哲学。

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 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3)02-0044-04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经济哲学在新世纪又将如何进 一步发展，这是国内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随着人类步入智能化和 数字化生存时代，全球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呈现多元、振荡、非均衡、信息非对称的趋势；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入推进，社会发展对经济哲学的要求将更趋强烈，迈向新世纪 的经济哲学会出现长足的发展。在21世纪到来之际，回眸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历史发展的 历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著名经济史学家博纳(J.Bonar)指出：“只有当哲学不仅趋向外部自然，而且趋向人，不仅 趋向人，而且趋向社会时，经济理念才会在与哲学的关联中出现。”［1］西方近代 经济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学术渊源，当16～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欧洲启蒙哲学孕育着两 种精神：一是自然主义精神，一是人本主义精神。两者体现了哲学对现实自然、人和社会的 理性关怀，以及对社会实践领域不断批判的本质。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似 乎首先都要被视为哲学问题来对待，而经济问题不过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课题。不少哲学 家对西欧早期资主本义原始积累时期所引发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给予积极的探索和解答，其 间充满着不少有价值的经济哲学思想。如对“自然法”和“市民社会”的解析，哲学家霍布 斯从“个人主义”人性哲学出发，研究并提出了“私利驱动个人可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单位 ”这一重要经济哲学思想；洛克在推进政治哲学理念中，提出了一种适应新经济条件的哲学 ，即，社会自愿结合乃是管理组织的责任形式，其基础是经过勤劳与理智而取得的财产，这 种财产有权获得国家所能提供的保障。再如，休谟从哲学的人性论的推论中， 提出了“私利 和积累欲望是任何时代经济活动推动力”等见解。应当说，欧洲17、18世纪经济哲学的发展 ，似乎没有超出社会哲学思想体系范围。
自亚当•斯密建立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后，经济哲学的主要平台开始由哲学走向经济学。在一 些经济学著作中，经济哲学理论的出现体现了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研究范式及其抽象前提方 面 ，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和钟爱。从斯密开始到20世纪末，经济哲学的历史发展 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当然，这种划分主要依据特定时期研究方法及理论的主导特征，或影 响比较大的特征，但不是惟一特征。
第一阶段(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道德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交流 中。其研究的特点主要是给那些热心搭建经济科学大厦的经济学家们如下提示：古典经济学 逻辑系列内含着诸如选择、合理性、效用、福利、正义、仁爱、义务和权力等观念，为此， 经济学家应当自觉运用道德哲学来表示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的思想与感情的特性。经济学决 不 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考察的道德尺度 ，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主要代表人物有斯 密和密勒，前者提出经济个人主义与道德自利原则的结合；后者主张经济共同体精神与道德 利他主义原则的结合。
斯密早期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经济学的，有关这一点国内经济学界似乎重视不够。以笔 者之浅见，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乃是《国富论》最好的哲学注脚。他以毕生精力发展了 他的道德哲学观念，并且在他完成了《国富论》后又回到道德哲学上去了。在《道德情操论 》中，他指出：人的兴趣、人的特点、人的认识过程，必须有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内在的或 体质上的诸因素决定的结构，人性并非全是可塑的那种东西。他说 ，“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2］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 作“人生的伟大目标”。在《国富论》中这种思想被转述为自利行为动机的名言：“我们每 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3］斯密还断言，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我利益基础之上的自发经济制度，或多 或少有助于自我调节，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与斯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密勒，依照黑格 尔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观念“提出了和亚当•斯密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理念，［4］ 他以强调利他主义和宗教，来反对他所称作斯密的利己主义和唯物主义。他在《国家艺术 的要素》、《货币新理论的探索》两本著作中指出，斯密过分地把英国经验普遍化了，他把 交换的实践不合法地提高到自然的原则的地位。这就使斯密从个人的自私自利观点出发来看 社 会。实际上，社会即体现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国家，它不单是公民生活中成千上万的有用的和 供人作乐的发明之一，而且还是那种公民生活本身的总体，没有它，便失去个人存在的基础 。在他看来，国家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单位，作为其基本细胞的个人不可能设想是在 国家总体之外的存在物。
第二阶段(19世纪初至70年代)：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 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批历史哲学家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进行解构与批判，他们从政 治经济学问题域外的问题研究着手，通过历史尺度、价值尺度和政治尺度的导入，为政治经 济学分析的图式提供社会综合要素系统的理论根据。它不仅表现在关于财富、家庭、社会和 国家基础的理论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对存在和财富追求相联系的情感、愿望和意志等心理 方面，更表现在关涉经济发展规律的逻辑序列和历史编目方面。主要代表有：康德、费希特 、黑格尔和马克思。黑格尔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出发，把政治经济学的市民社会范畴和经 济观念纳入到他的权利哲学、国家哲学之中，并把政治经济规律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把政 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偏颇的真理整合在他的世界历史逻辑序列中。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从黑 格尔历史哲学那里获得了诸多的思想理念：如财产与所有权、理性与欲望、国家与契约、劳 动与分工、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矛盾关系的原理。可以说，黑格尔提供了观察经济世界极 为重要的历史哲学视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意味着经济哲学第一次实现了哲学与经 济学两大学科的有机结合。尽管马克思最初也是以哲学家的身份研究经济学的，但是，与斯 密不同的是，他把哲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统一在同一部著作中，如列宁所说，“在 《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马克思的经济 哲 学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将斯密的世俗时间和黑格尔的精神时间综 合在一种资本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 一种辩证的逻辑把革命的观念纳入历史时间的洪流，从而得出一种指向未来的历史哲学结论 。
第三阶段(19世纪下半叶)：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之间的交流中。 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哲学为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抽象前提及其范式的批判考察，提供矛 盾论 据和逻辑工具，并直接为政治经济学范畴、原理的解构提供历史分析的方法和逻辑分析的方 法。主要代表有：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和边际经济学重要人物门格尔。应当说，自凯 尔恩斯1875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和逻辑方法》一书后，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1883年经济学家门格尔出版了《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 研究》一书，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方法论之争的焦点事件。历史学派认为正统派经济学的 抽象模型法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机械模仿，这种方法对社会科学是不适用的。社会科学 应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论。施穆勒直接强调，历史主义方法提倡在经济学领域内应特别倚重归 纳法。门格尔从维护边际分析和建造抽象演绎模型的哲学方法出发，对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 主义分析方法进行了攻击。认为，经济学若把历史主义方法摆在不恰当的地位，必将使理论 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陷于衰落的境地。经济学家如果只借助于单纯经验的归纳，而不注重科 学演绎的方法来寻求经济规律，如同数学家仅仅靠实地测量物体来校正几何学原理那样荒谬 。两个学派方法论之争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使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经济学领域内，理论和 历史、演绎和归纳、抽象模型的建造和统计资料的收集等两类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四阶段(20世纪上半叶)：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交流中。其性 质仍然是方法论讨论的延续。如经济学家布劳格所言，20世纪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实 际 上正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此时期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些经济 学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科学哲学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经济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尤 其是，传统经济学抽象前提的批判和范式革命等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世纪冲击 经济学的第一次思想浪潮来自科学哲学。从30年代的早期逻辑实证主义，到50年代后期逻辑 经验主义“公认的观点”的科学哲学思想，西方经济学受科学哲学影响的程度，连资深的经 济学家都感到始料未及。波普提出，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 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它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 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这种解释向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有必要排除所有不能简化 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波普的证伪思想还向经济学家确立了如下哲学理 念：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 反证。应当说，科学哲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尽管褒贬不一，但它肯定还会延续到21世 纪，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堡垒的摧毁力万万不可低估。
第五阶段(20世纪下半叶)：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与现代伦理学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 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学借助于诸多现代伦理学范畴和原理，如选择、合理性、效用、福利、 正义、仁爱、义务、权力等观念，提出了关于社会秩序，经济人，市场和ZF的失败，个人 利益的限制，制度、技术和道德价值，市场、国家及道德范围，事实上的平等与规范化的平 等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经济哲学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现代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探讨中 。早在1935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斯和奈特分别围绕着市场原则与伦理道德原则展开 了颇有影响的论战。除了在某些细节上两人存在着很大差异外，就市场与伦理的关系而言， 他 们都认为，经济学家不仅要关注市场“选择理论”，更要关注有关社会铁序、市场中人们相 互作用的理论。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追求经济增长 极大化目标的欲望日趋强烈，它客观上加剧了社会公共伦理和道德的丧失。如生态伦理的破 坏，社会犯罪率的升高，高技术手段的经济犯罪，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等。另一方面，现代 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组织化、体系化、结构化的程度，需要有 一系列法律上、伦理上甚至是制度上的措施才能维护社会的有序性。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共同 讨论现代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学也应运而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被公认 为“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经济学 家沃尔什指出，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使得长久以来对任何道德概念进入经济学而设置 的反锁着的大门被打开了。现代经济学必将从伦理学中吸收大量的营养而被彻底地解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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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Bonar,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ome of Their Histor ical Relations, 2nd ed. Swan Sonnenschein And Co.Led.,1909,p.21.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101-102页。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2，第14页。
［4］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商务印书馆，1974，第264页。オ

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阈
《光明日报》访谈，记者李瑞英
     
      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令人注目的现象：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经济学研究范式，作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学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是，另有一批学者推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经济哲学力作，如J•鲁宾逊的《经济哲学》、F•哈恩的《哲学与经济理论》、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等。对此，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哲学发展最辉煌时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理解。

      张：经济哲学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新学科。思想史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蒲鲁东、马克思、熊彼特等都对此学科有过贡献，只不过明确把它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现代经济哲学的复兴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它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传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研究范式蕴育着结构性转化密切关联。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其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因素，从而筑起了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单纯注重经济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仅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当代经济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事件的撞击与挑战。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主动地与哲学家展开了对话，诸如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经验不能证伪”等科学哲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一种时髦。经济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显示了哲学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其研究的视阈鲜明地定位于理性经济人模型所暴露的三大哲学矛盾问题上：（1）自在与他在、人性中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问题；（2）市场的单一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合力论”问题；（3）经济理性预期能力究竟有多大，它涉及到康德哲学关于认识能力的批判问题。

      李：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阈有着强烈的学科变革性。联系到近几年来我国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应当怎样正确看待它们之间的不同呢？

     张：国内经济哲学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研究的视阈却大相径庭。总体感觉，我们的视线不够高。有不少人把经济哲学理解为哲学原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推广和运用”；有的认为则经济哲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还有的认为经济哲学应关注经济学家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问题。我以为，以上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尤其是那种简单套用斯大林的“推广运用”的方法，把经济哲学变成“贴标签”哲学，似乎只要把一些哲学原理前面加上经济学名词术语就是经济哲学，这是对经济哲学研究宗旨的背离。记得近代史上英国哲学界也曾有过类似现象，在某个哲学杂志上，重点讨论化学、农业、肥料等技术知识，甚至把物理学的仪器，如风雨表和寒暑表都称为哲学的仪器。黑格尔为此嘲讽过：“在这里，哲学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名词。”应当说，经济活动中的哲学理念，不应是哲学家外在给予的，更不是用一种前定的逻辑体系先验演绎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在人类经济行为内部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过程本身就实存着哲学道理。经济哲学的理论生长点应在经济理论与市场实践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的外面。

     当然，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阈应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经济哲学理应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规律中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尽管经济学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经济过程又是人们的现实实践过程，人的市场行为、精神因素、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不能不反过来影响现实的经济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趋向的变化，对改革的深化和顺利进行，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围绕着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哲学应研究的课题有两大类：从宏观来说，应研究经济增长、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由经济体制转型而引起的社会总量波动向行为主体传递并引发的诸矛盾分析；市场经济的人格模式、价值趋向的历史定位。从微观来说，应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定位，它包括利益主体的多层性关系机制以及利益主体向素质主体的过渡等问题；产权界定与转换过程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个人经济行为中能动性作用范围和条件等等。
     
     李：看来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可是，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经济学范式转化和方法论建设方面那种广阔而又重要的视阈呢？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以为，这方面研究的视阈不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中人的发展问题可以有诸多学科来共同关注它，而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范式转化问题，经济哲学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化，形式上看似乎较简单，它只需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向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过渡就行了。可是在实际过渡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观念转化和方法论变革的经济哲学问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前提－－“经济人”如何定位。从哲学的角度看，现实的经济人就不可能是单一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它也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两者如何统一于市场行为者的现实活动中，它需要经济哲学的论证。原文载《光明日报》1997年1月25日）

楼上的你的“中庸”还有用吗？我们的学术视野不能局限在脚面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