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著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瑞典模式中國無緣
像瑞典那樣的國家，稅項多而重，福利、補貼等高得驚人，是一個貧富分化不大而還算得上是富裕的國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積比中國高出無數倍，知識資產早就達到了一個高層面，中國是無從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國老百姓的舒適很多。他們建造房子的費用飛到天上去，同樣水平的房子之價不比中國相宜。在飲食那方面，我不認為他們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優勝多少。他們大勝中國的是人民的生活遠為寫意，用不著像炎黃子孫那樣到處跑。陶淵明的生活不會在人均農地一畝左右出現。貧富平均化的社會成本高，炎黃子孫昔日的經驗是他們付不起。
歧視土地的傳統
貧富分化過甚社會不容易接受，而這分化最難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樓房的價格變動帶來的那種。源自土地或樓房分配的貧富分化帶來的印象，是既非天賦之能，也非勤勞所得。買下了房子，其價無端端地上升了幾倍，不是不勞而獲嗎？其實往往要靠先用功，賺點錢，也要講眼力，雖然幸運的因素存在。很少人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與九十年代的中國，投資於房地產輸身家的人無數。奇怪，社會不可憐這些人。
這裏還有一個古典經濟學派的誤導：這學派認為租金或地價怎樣變動土地的供應量也不變，所以在抽稅的話題上土地要特別處理。這就帶到後來對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有很大影響的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那本書。該書提出單一稅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產的稅。佐治是個了不起的宣傳家，作為經濟學者他不及格。謀生計也不及格：他信奉買地必定發達，但晚年自己是個窮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幫忙。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主要來自《進步與貧窮》，對炎黃子孫或多或少有點影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