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笔者曾论及《资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存在剥削的客观条件》（经管之家 发表于 2019-3-2）这个问题，起因是研究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受到启发。

       首先应当肯定，马克思的贡献是发现了“资本时代”的到来产生的剩余价值问题，既剥产生削的根源。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总结——即资本家基于资本的力量，在西方工业革命早期科学技术还没有在大机器时代产生巨大威力的前提下资本积累过程中利用廉价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随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中，奥地利学派则发现了资本不仅仅只是资本家获利的工具，人和掌握资本的人都可能利用资本来创造新的价值。尤其到了后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早先预见到的“资本家对机器技术的日益依赖”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早年马克思意识到的“资本家对机器技术的日益依赖”在第一次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就被资本家普遍承认。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同样的实例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提出了“工业2.0”。

       马克思看到的剥削：“资本的“恶”，当然罄竹难书。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中，资本更多地表现出其工具性。工具其实并无善恶可言——就像枪支即可以捍卫和平也可以被利用进行非人的杀戮——作恶的是运用资本的人。也就是掌握的人。资本家的恶，实际上，是人性的恶，这就是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根本原因”。由于资本属于一个中性的概念和逐利的特性，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并认定：资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存在剥削的客观条件。

美国的霸权和与资本持有者的勾结

美国政坛与军火商的关系有目共睹。以美国枪支协会为代表的资本公开影响力可以直接作用到总统和国会以及司法，致使枪支泛滥，社会滥杀无辜比比皆是呢？这是人皆共知的事情。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美国的民主——代议制怎么会选出“砸掉自己饭碗的”政治精英？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制又怎么会表现出相互扯皮的问题？

   美国的霸权主义无所不及：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过，“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世界平坦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很多人也产生了相当的忧虑，担心“全球化即美国化”。这样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全球各地充斥着美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美国的品牌和美国的电影制作人、美国的歌星和美国的演员、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和美国的快餐连锁店。他们在柏林墙倒塌和世界平坦化的过程中占据着最好的有利位置，是第一个尝到甜头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平坦的世界推销美国文化，不管当地独特的服装、语言、食物或音乐多么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风格，最后人们还是会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可能被轻易地侵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美国文化似乎注定要获得胜利。全球化长了一张美国面孔，有着一幅美国神情，充满了美国味道。”（世界是平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

  现在的情况是，单极世界的格局愈演愈烈，单级世界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不讲信用和不讲道理。金一南先生有个结论：“这个世界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法。是这个世界是强者的世界，没有人可以向强者索赔。”

      俄乌之战也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危，除了美国都不可以自主决定，而是要由美国来主张。尽管西欧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抛弃国民的利益甚至连国民的基本的生存于不顾而要跟着美国行事？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可以利用其资本的力量左右这些国家：美国几乎掌握了所有领域的技术专利和专利许可权。

     台积电、三星、东芝和三菱，还有阿尔卡特和西门子等等，无一不受其制约。也就是说，高端技术领域中，美国独霸世界。美国的这略很明确：从伊拉克到伊朗和叙利亚，美国已经基本完成对中东地区“扫荡”的“历史任务”。美国现在担心的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和能源优势，以及中国的发展速度。

  林毅夫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也再三指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 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 。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 。 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 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 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 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 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 ，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 。该国企业的规模更大 ， 需要更大的市场 ， 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 ， 比如电力 、 交通 、 金融以及其他软件基础设施 的相应变化 。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 ，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 从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只要你的技术或者市场规模只要美国认为对其构成威胁，那么政治、军事尤其美国控制的资本就会进行打压——这不是资本本身的问题，而是掌控这些资本的人和那些财团。

《双重悖论》：政治腐败的影子

   《双重悖论》是魏德安写的一本书。该书作者长期研究腐败问题，该书大致把腐败归结为两类：“海盗式腐败和发展型腐败”。前者是拿了就跑（比如海地和非洲等一些国家的政府要员），后者则是靠发展过程腐败。虽然是以中国腐败问题为基点研究腐败问题，但解析的问题实质具有世界普遍性。在该书第六章中，魏德安讲到：“当腐败程度持续加深时，人们一般会认为反腐工作要么是没有诚意，要么是能力不足。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正如第五章中提到的，我们要记住在中国共产党试图反腐的同时，不断深化的改革急剧增加了腐败官员所能获取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有资产商品化并转移给成长中的私营部门。”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不能背离历史的囧境看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已经严重滞后多年，重归经济发展的大道已是必然的要求。但问题是深化改革，开放搞活，的法治环境不完善，给滋生的腐败找到了权利利用资本的机会。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很普遍。吃回扣、个人私下参股、招标中的利益交割以及项目期许等等五花八门。

  根据《双重悖论》的剖析，无论是海盗式腐败和发展型腐败，归根结底都是在用资本做交易，都是看中了资本的工具性力量。这种“资本的工具性力量”才是争夺的核心。当然，中国拿国有资产低价交易的腐败案件同样存在。因此，这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

  其实，西方国家在代议设制下的政治献金，本质上如出一辙——谁给钱就替谁说话。美国的枪支协会与政府和国会的关系就是一例（包括当下的俄乌之战，拜登政府和国会，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摒弃先嫌，各显神通。美国的军火商为了订单也不余力地上下打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月8日报道，美国法警称，曾策划美国海军史上最大腐败丑闻的美军前军事承包商，莱昂纳德·弗朗西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的通过切断GPS监控脚链逃脱软禁，目前正在逃亡中。该案的弗朗西斯承认向一批美国海军官员行贿。随后有包括60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在内的超过440名海军现役和退役官兵涉嫌受贿被调查。这种以军购项目引起的贪腐也算是典型的发展型腐败。最近欧洲爆发的大规模示威，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选民被愚弄的不满——选了一个“砸自己饭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