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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邦”的历史遗毒康有为惯于异想天开，甲午前夕的“移民巴西再造儒教新中国”，戊戌年的“中英美日大合邦”，都是展示其天马行空的政治幼稚病的完美案例。但与“移民巴西”不同，康氏“合邦”提案既有历史渊源，更留下了极严重的历史遗毒。
●历史渊源：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合邦”一词，其实来自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 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森本解释自己提倡“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显然是受了森本此书的影响。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氏赞美原本说：“阅日本森本丹芳(藤吉)《大东合部论》十四篇……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但批评梁氏的删改本：“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梁启超与蔡元培绝非卖国之人，二人均对森本的著作不吝赞美，肯定有他的道理，考虑到森本本人思想极为驳杂，无ZF主义、社会主义与东洋主义混而有之，森本此书主观上并无不是为了便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也是可以肯定的，也唯如此，才可能让梁、蔡二人认同此书。
但世事的逻辑，往往客观结局与主观意愿是完全相反的。1896年，日本在朝鲜正式上演“合邦”闹剧，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往后闵妃被杀，此后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终于得以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此一情形，与戊戌年康党谋划的“合邦”计划，何等相似。
●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ZF。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
“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了“合邦”，还翻出了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造成五四运动。这年9月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
“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伟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由于1938年11月日本ZF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5月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康党“中日合邦”的“灵感”即来自此书，殊不知，此书理论的第一次付诸实践，即使得朝鲜亡国。

小寺谦吉著作《大亚细亚主义》，1916年出版。此书发展了所谓的“合邦理论”，为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0年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干事，至l916年辞职回国，主持广学会事务25年。戊戌维新期间异常活跃，曾提议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更是康党“合邦”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六君子就义图。一个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的叫做刘一鸣的老狱卒如此描述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面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刘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伊藤博文，戊戌年中日“合邦”的主角之一。政变爆发，康、梁流亡，“合邦”计划流产，1898年年末，伊藤博文也自中国无功返回日本。但稍后，伊藤接受朝鲜的“借才”，出任“统监”，完成了“日朝合邦”。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内藤成为日本“合邦”理论的拓展者。内藤曾在其著作中如此评价清朝的灭亡：“清朝这样一个朝廷，过去为勉强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体面，而不得不保有不必要的领土。但像李鸿章那样的知道国家实力的政治家，主张即使做出缩小领土的牺牲，也要和外国保持和平。而对其中深意，连张之洞、曾纪泽那样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何况袁世凯那样的猿猴智慧、不通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不足为之道。他们也许没有觉悟到，如今清朝的灭亡，其一大原因就在利权回收论。……今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必要。”

内藤湖南著作《支那论》。内藤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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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戊戌政变的背后有俄国人赫德在华多年，目光敏锐，认为维新的失败背后有俄国人的身影：“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担心的是亲俄派取得了胜利，是巴夫罗富对李鸿章被赶出衙门的报复！我们必须等候一两个星期局势才会明朗。”


班德瑞：康有为被李提摩太迷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班德瑞(Baurne)说：“康有为……很显然的，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贾克凭：康有为只会背诵政见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附有康有为和英国人贾克凭(Cockburn)谈话的备忘录，其中说：“他(康有为)漫谈了一些盼望英美联盟保护中国，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国广大人群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威胁。但这不过是背诵他学得的广泛的政见而已。”


窦纳乐：变法是被康有为搞坏的政变后，英国公使窦纳乐曾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说：“认为这次政变是受外国影响而促成的，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这似乎表明参与“合邦”之事是窦纳乐个人的政治冒险。窦氏还说道：“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光绪：我不恨慈禧太后光绪帝被囚瀛台之后，曾有不恨慈禧太后的言语，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来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很恨袁世凯。光绪之“不恨太后”，是否有意识到重用伊藤博文与“合邦”的轻率在其中？


字林西报：公使需知道光绪生死 1899年，慈禧有意另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引起各国公使的紧张。《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结束语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是否中肯，不妨见仁见智。笔者亦有一种“见仁见智”——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背后即有恐公开审讯引出“外国干涉”的隐忧。慈禧对“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断为光绪不惜借外力与其争权，故而在1899年有废除光绪的计划；这一计划却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与戊戌年的这条线索显然有密切联系。
后事姑且不论，1899年，中日没有合邦，已实乃莫大之幸事。

资料来源：《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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