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芳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天热，大学生就业市场那是热上加热，毕业等于失

　　业的口号透露出这种竞争的激烈和无奈。除去学校制造的虚假就业率，实际就业的大学生人数恐怕要打折扣。中国的高等教育近几年突飞猛进，一跃成为教育大国，但市场上的大学生劳动力过剩却也是事实。原来的大学扩招是国家为拖延新生劳动力与下岗工人竞争，而现在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就业形势又严峻起来。经济增长带来的岗位并不能完全吸纳这些大学生劳动力。根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50.19%的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学生工作无着落，这一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那么是不是中国过度教育了呢？导致市场上大学生劳动力过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人事部的统计数据，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有413万人，而同期招收研究生36.48万人，这意味着91.2%的毕业生将走向工作岗位，而其中2006年预计需求高校毕业生166万名，那么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大学生将处于待业状态。从这一数据上似乎可以得出过度教育的结论，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 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远不及毕业生增长速度，所以用扩招延迟就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作用。借经济增长创造工作岗位吸纳这些大学生劳动力的期望也落空了。原因何在？常理上，由于教育的正外部性，因此大学生在学习能力上会提高，并且在适应工作岗位时比一般劳动力所用的时间要短，因此大学生劳动力应该较为抢手，也应该能找到工作。但高校毕业生和企业需求之间并不匹配。想就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的有些工作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缘于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和就业市场有结构性的差异，中国大陆高校培养人才异于香港的就业导向模式，重知识而轻技能，这种情况使得毕业生们不能马上进入工作角色。而现在的企业则希望招聘的员工可以马上熟悉工作，而不愿意耗时耗力地培养员工，增加企业的成本。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企业还需要花费成本去考核学生的质量。这听起来怪，但却反映了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出了问题。原本考核学生这件事，是学校份内的事，因为如果持有某一学校文凭的学生质量差，那么就会累及学校的声誉，这样学校就无法吸引优秀生源，就会导致学校最终落败。但关键的问题是，目前的文凭贬职现象严重，所以企业无法直接凭借文凭来甄别学生劳动力的素质，这也是造成初次签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转变为，为什么学校无法交出高质量的学生，或者说为什么种种防止学生质量变差的机制都失灵了？如果有一个完善的竞争机制，以培养的学生素质为评价标准，各高校即便是戴着脚镣跳舞，学生素质原本也不会太差。周其仁在《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和《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两篇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大陆的学生质量不尽如人意。因为学生归老师考核，但教师考核学生可能出错，例如好好先生的老师可能会给学生高分，但不利于区别学生的能力。所以老师的质量先要过关。但问题在于目前教师疲于应付各种考核，尤其是研究上的压力，具体表现在每年要在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或者要挣得多少项目经费，使教师之“教”消失殆尽，教师普遍轻教学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了解学生？由于科研和项目为重，教学为轻，师生比率也急剧上升。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到2005年止，专任教师不足80万，而同期高等教育在校生约计2300万，师生比近1：30，远远超过了美国1∶14.2和国际经合组织国家1∶14.4水平，其中像英语、数学、计算机等基础课程，师生比就更为惊人，甚至超过1：80。班级规模也因此迅速膨胀，一两百人上大课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质量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下，学校就应该承担起责任，负责交出好学生。但事实上，校长本身有官衔的情形下，任期制也让大学对长期的口碑并不看重，而短期内教师科研和课题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大学厚此薄彼，学生被忽略了。那么大学在考核关上“失守”，管学校的行政部门是不是该负责呢？不幸的是，也不可能。

　　实际上，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学生，需要一个灵活的体制，使得各种资源有效率的运作，同时还需要各种资源的配给。但在大陆现状并非如此，高校的主体原本应该是学生，以培养优秀的学生为主要任务，教育部也曾喊出“以教学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口号，但这些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实际上是政府在高校教育的“六统一”管理(统一招生、统一收费、统一教材、统一培养、统一考试、统一发证)在起作用。

　　由于行政在教材、教学方法、招生、培养计划等领域管得过死，不仅学生的选择余地比较小，高校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而学科的发展往往日新月异，往往连高校的教务管理部门都不能洞察其微，何况远在天边的行政主管部门。加上市场对人才需求瞬息万变，在行政主导的统一教育中，系科设置、培养计划都是先划定好的，作为决策者的主管部门，则根本没有激励，也没有能力去适时地根据市场变化而作相应的变化。高校在这种不自主的情况下，更多的像是教育部的代理机构，源源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而不理市场的千变万化。当课程脱离社会实际与职业发展需要、学生的知识滞后于市场的时候，学生也就更没有进一步研究的欲望，这使得学生的实践经验、分析能力等进一步缺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也在情理之中了。

　　纵观高等教育的运作方式，行政部门为管理而管理，无视高校的自主性，极大地限制了高校适应社会变化的灵活性，这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社会严重脱节。而不合理经费获得方式、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等体制中，使得高校无视教育的真正主体—学生，这使得学生的培养在高校运作中趋于边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高校缺乏对自己负责的心态，高校总是以教育部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总是围绕上级的意见行事，对培养优秀学生提不起兴趣，眼光短视，着重于眼前利益，甚至出现毕业标准降低、就业率注水这样自毁 长城的事情。

　　实际上，行政管理大学的制度只要维持在为高校提供资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那么这种制度依然可以维持，也有可能获得高效率。但现在的问题是，行政在微观运行上干预了大学的自主性，这不仅表现在大学校长的任命上，也表现在教材教案的设定上，在现有的情形下，大学将无法培养出能适应激烈就业竞争的学生。因为大学是向教育部负责，而不是向市场负责，这就是说，大学不是向学生负责的。这是教育的严重扭曲了。

　　政府虽然可以鼓励增加新的就 业岗位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继续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开发新兴就业市场如NGO组织等，但这毕竟是“头痛医头”的措施，治标不治本。而要解决目前的这种就业困局，很明显，必须针对大学教育中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教育扭曲之外，舍此恐怕别无良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