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eran Setiya 利维坦 2022-12-16 08:58 发表于上海

很可能，在点开这篇文章的链接之前，你已经感觉到末日危机重重，浏览网页上一个又一个的标题，简直要惊呆了：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能源价格螺旋式上涨；再点击又看到民主摇摇欲坠；又一次点击则看到气候恶化，冰川消融。浏览新闻会让你对世界范围的严重危机感到不知所措。

除了让情感变得麻木，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或许会选择继续生活不做出任何改变，但这只能让我们感到内疚和羞愧。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 The School of Life

我们并非个例，也不是第一个有如此感受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从德国流亡到美国，他哀叹道：“如果没有用无尽的悲痛来衡量幸福，那幸福会是什么呢？毕竟世界正深陷困境。”然而，悲伤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尤其是对我们自己。阿多诺写道，“我们不能因他人的强大或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困惑，可这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世界的不公正？这也是我在新书《生活很艰难：哲学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出路》（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中想解决的问题，与之并行的是对我们而言更趋于个人化的逆境：虚弱、孤独、悲伤和失败。虽然人类的困境是无法根除的，但经过20年的道德哲学教学和研究，我相信这本书会有所助益。

柏拉图（前429年－前347年）。© Philosophy Talk

哲学家思考现实和人类生活的本质，建构抽象的理论，并进行思想实验，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不过，道德哲学也有其实际意义。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约公元前375年）中所写的那样，“这场争论关乎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而非普通的话题”。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这种愿望促推了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理论。依据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是一个激进的理念。传统制度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被赋予了新的道德标准：它们是否有助于人类幸福？如果不是，则必须改变。功利主义者主张普选、监狱改革、援助穷人和善待动物——他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

然而，完全采纳功利主义也有其弊端。功利主义者说，一个人应该像重视自己或爱人的幸福一样，去重视陌生人的幸福：他们主张近乎彻底地否定自我。他们认为，手段的合理性是由结果来证明的：如果你可以通过谋害一百人来挽救一千条生命，那么其他事情也一样，你应该这样做。

有效利他主义表明，与富裕国家的许多事业相比，在发展中国家捐赠疟疾蚊帐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Getty Images

面对人类的苦难，“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可能是一种更可取更令人满意的回应，这是一场在过去十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它鼓励追随者——包括亿万富翁——将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重要但被忽视”的事业，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对抗疾病。据一项估计显示，有效利他主义者目前每年可以筹集4.2亿美元[1]。

有效利他主义常常借鉴效用原则，但其也包含了更令人不安的影响。正如有效利他主义者所指出的，优先考虑自己和你所爱之人的生活是正确的，而通过侵犯人权来促进最大的幸福是错误的。但我们最终还是得出了实质性的道德观点。

利他主义也许不是道德的全部，但它肯定是道德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放弃所拥有的一部分，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同时，履行我们的利他义务。虽然我们需要捐助多少是有限度的——有效利他主义者通常鼓励捐出收入的10%[2]——但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地为最有效的事业付出，这些事业对总体幸福感有最大的积极影响。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致力于根除疟疾，他鼓励亿万富翁将财富捐给慈善机构。2022年7月，他宣布向他与前妻创办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再捐助200亿美元。最新一笔捐款将使已经设立了22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共获得700亿美元的捐款。© The Times

显而易见，这种方法颇具吸引力：简单、实用，有数据支持。有效利他主义者运用相当敏锐的洞察力，借用诸如“质量调整寿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一种调整的期望寿命，用于评价和比较健康干预。由于健康损害、伤残和[或]出生缺陷等原因造成的慢性疾病可以通过健康调查、医院出院纪录等资料进行评价。在实际应用时，反映剩余伤残严重性的权重可以通过患者或职业医师的判断来确定。编者注）等指标来评估不同慈善机构的有效性。例如，相比其他慈善干预措施，每一美元的蚊帐和疟疾药物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有效利他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愿景，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而不是在沉浸在海量负面新闻中。谁会否认富裕的公民应该放弃更多他们享有的特权？谁会为低效、浪费的捐赠辩护？

这些问题使有效利他主义的批评者陷入尴尬境地。然而事实是，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回答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世界的不公？

顾名思义，有效利他主义的侧重点是慈善事业，而非正义。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如何花费金钱和时间的理论，而不是如何组织或改造社会。

利他主义帮助弱势群体，但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否不只是慈善？© Getty Images

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不公正问题随处可见。

例如，当我们用“质量调整寿命年”来衡量慈善机构的有效性时，我们对因残障而受损的寿命年进行了折现，从而使其在我们的计算中权重降低。在公共政策或慈善捐赠中这样做，是将健全人的生命视为比残疾人的生命更值得挽救。

另一个问题是有效利他主义对政治的态度。倒不是说政治干预就能比慈善事业更有效地提高总体幸福感。这是道德工作的分工问题。设想一下，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以便更有效地履行我们的利他义务，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公民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当又一个政府无效化而由国家公民来填补空缺时，将会是重复计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我们的个人义务将受到限制，而且可能更多是与政治改革有关，而不是直接干预。

© The Gathering Community

当然，现实世界并不符合这样的假设；民族国家及其利他角色的历史更加复杂。没有搞清讽刺漫画与现实的差异，就无法评估我们实际义务的范围，无从知晓该如何应对这些义务，比如去解决全球政治的问题，有效利他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些问题。

最后，不公正问题表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伤害有多少是共同造成的。在看待后殖民国家的干旱或饥荒问题时，西方人不能忽视殖民剥削的历史。在研究气候变化时，也不能忽视人为原因，忽视气候变化危害会给那些对此负有最小责任的人带来不成比例的负担。解决这些危害就好比去帮助遥远的自然灾害受害者一样，不是利他主义的问题，而是其中的不公正和共谋关系。通过将其视为慈善，有效利他主义者让富裕世界摆脱了道德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