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责任

是否有一个更好的框架来思考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否有一种更好的选择来代替末日厄运？

我认为，在艾瑞斯·马里昂·杨（Iris Marion Young）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她是一位先锋政治理论家，57岁时死于癌症。杨提出了“结构性不公正”（structural injustice）的概念，即不公正并非局限于不公正的态度或行动，而是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出现的，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责任模式。

有效利他主义者对待所有人的需求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对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应负责。简而言之，当我们陷入对原因或后果的追索中，我们与人类痛苦的道德关系就更加迫切。

艾瑞斯·马里昂·杨（1949-2006），美国政治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专注于正义的本质和社会差异。© Rafael Antonio Blanco

杨认为我们应当对结构性不公正负责。她的论点来自于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是罪责或指责，另一方面是变革的责任。举一个例子：虽然因美国的种族主义历史来批评当今的美国人是不公正的，但他们总是和维持其种族主义遗产的制度关系密切。

细想一下教育。美国城市事实上是隔离的，由于学校由地方税收支持，而黑人社区的贫困程度严重，因此，黑人社区学校的资金平均低于周围富裕社区的学校。教育机会均等是一个神话。

虽然这种教育结构不是我的错，但当我在马萨诸塞州富裕的布鲁克林镇买了一套房子时，我就参与其中了，我买房的部分原因是这里的公立学校很好[3]。杨写道：“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表明，个人对结构性不公正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促成了不公正结果的产生。”此时此刻，她就是在说我吧。

作为一个个体，似乎很难看到如何能带来改变——因而重要的是集体行为。© Getty Images

杨的观点不在于内疚或羞耻，而在于行动的义务。这就是她所说的“责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或指责学校得到资助的方式，这也许没有错，但我应该提倡改革，来改变我也参与其中的不公正。

我们不仅可以将杨的模式推广到那些参与了使不公正持续化的社会实践的人，也可以推广到那些从不公正的过去中受益的人，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从奴隶制和殖民压迫的遗产中受益。

面对这种共谋，我们该怎么办？杨认为，我们的责任“主要不是向后看”。这不是一个追责问题，而是一个个体能动性（agency）的问题：“为结构性不公正承担责任……包括与其他人一起组织共同行动来改革社会结构。”

杨承认，这项义务是艰巨的：“对我的行为所促成的结构性过程中所产生的每一个社会不公正现象……如果我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她写道，“那么，这就会让我对很多事情负有责任。这是一种令人麻木的思想。”但对麻木的正确反应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迈出第一步，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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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坚持认为——我不是效仿的榜样。我做得并不多：偶尔参与游行和政治竞选，定期投票，与朋友谈论政治。一切都很好，但都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

杨用“变革推动者的问题”来针对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仅仅确定不公正是不够的，仅仅投票给你喜欢的政治家也是不够的，政治家往往会对你所期望的变化漠不关心或加以阻挠；单独行动通常是徒劳的。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集体代理人——运动、工会、利益集团——他们有力量和意愿促成改变。

我不是一个积极分子，更不是一个领导者，也经常会被世界的不公正压垮。如果你对此有共鸣，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单一的问题——大规模监禁、贫困、投票、妇女权利——并找到一个你可以加入的地方团体。

我选择问题是气候变化，并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名为“化石自由”的组织，其2014年的活动促成了麻省理工第一个气候行动计划。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谈论气候公正，并在网上讨论这个问题。四年前，我和一位同事在麻省理工学院一起开设了一门关于气候变化伦理的课程。

我确信这还不够，我对自己没能做更多的事情感到内疚。你可以针对那些最困扰你的问题，来分享这种内疚感。我们在尽一切努力打击不公正吗？谁能说他们做得够多？

阿多诺在二战后写道：“错误的生活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度过。”（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不公正的环境中过得很好，这种环境会玷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甚至不知道一个良善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所以，他的格言中有更平凡的真理。

面对普遍的苦难，我们除了抑制自己的情感，还有什么选择？© Getty Images

考虑到对自我的认知，我们也知道在“正确地生活”中对自己的要求是有限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有赖于我们的心理和社会环境，我们对社会世界的部分把握，以及维持平衡的需要。

但尽管我们知道自己有极限，但仍不知道这些极限在哪里。于是，当我问自己在履行我的公正职责时，是否做了足够的工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将是一个极妙的巧合。我有多大可能做了正确工作，对自己抱有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性接近于零。

结果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没有达成目标。也许这很明显。但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甚至是那些做得更多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致力于社会变革而活着，即使是终其一生也不能确定他们做得足够多。在不公正随处可见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过着良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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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蕴含着指导和慰藉。（对生活的）感觉很糟糕，但我们不应为此太过沮丧：我们的内疚不是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让它拖后腿，谴责我们自己的努力太小。

它们可能很小，但无视、少做事情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正常的。走向正义的每一步都是有价值的，一步通向另一步。虽然靠自己很难有所作为，但数以百万计的游行队伍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从地方工会到抗议和政治运动，各种规模的集体行动都存在。

面对大范围的人类苦难，一些人感到绝望：“我做什么无关紧要，因为数百万人仍将遭受苦难。”但这种想法令人困惑。我们可能做得不够，但无论我们救了两个人中的一个，还是救了 200 万个生命中的一个，所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抗议可能不会改变世界，但它增加了改变的可能性。所以，不应该忽略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