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地方ZF债务违约的报道开始不断见诸报端，华尔街老板们和西方媒体甚至开始炒作由此带来的中国银行体系风险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但华尔街的巨鳄们却很少提到另一个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就是美国能否如期在八月二号之前提高其国债上限，从而不至于造成美债违约。与美国债务违约的可能性相比，事实上，中国的地方债务并不显得十分棘手。从基本面上来讲，一个具有更低的ZF债务、更高的经济增速和更强劲资本流入的中国，其地方债务的风险事实上是可控的，更谈不上违约可能。

按照审计署的数据，中国地方ZF性债务余额到2010年底约为10.7万亿元，其中ZF负有担保责任和ZF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分别占到21.8%以及62.6%，即地方ZF承担着80%的ZF性债务，即8.6万亿元的偿还责任。当然，即使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可能低估了中国地方ZF的债务状况。举例来说，按照审计署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约为5万亿元，而银监会的统计数据则超过了7万亿元。与此同时，审计署仅统计了省市县三级ZF，乡镇一级ZF的债务问题并未包含在内。因此，地方ZF的整体债务余额应该大于审计署的公布的10.7万亿元。

中国地方ZF出现的巨额债务，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出现的债务，事实上与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财政刺激政策有关。在金融危机肆虐、中国经济摇摇欲坠之时，中国很快出手的4万亿财政刺激，其中只有30%由中央ZF出资，其余部分则由地方ZF来买单。彼时，出于风险考虑，银行不愿意放贷给没有ZF担保的项目。所以只能由ZF出面来推动信贷市场的重新运转。相信在那个时刻，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ZF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但是，地方ZF却没有发债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ZF只能通过建立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而当全球性金融危机阴霾散去，地方融资平台承接的各种贷款，也开始进入了“还本付息”期，这对于中国的地方ZF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测算仅涉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因为这部分债务将在未来数年逐步到期。正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审计署与银监会的数据有一定的出入，一为5万亿元，一为超过7万亿元。从银行本身得到的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系统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到2010年年底，大约为6.1－7.9万亿元，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相似。与此同时，还有部分贷款通过了信托基金等形式，被注入了地方融资平台，而这部分贷款由于“见不得光”，往往容易被地方ZF通过各种形式隐藏。但这部分数据可以通过信托基金方面得到，测算显示，整个信托行业向地方ZF融资平台提供的贷款，大约在1.0－1.3万亿元左右。两者相加，各种形式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大约在7.1－9.3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数为8.2万亿元。这个数据，高于审计署和银监会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假设两种情况，一种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将在5年之内还本付息，在2009－2010年的“项目建设期”完成后，从今年进入“还本期”，数据显示，中国地方ZF在未来3年的还贷总量大约在2－3万亿元，如果中国地方ZF财政收入能保持20%的年均增长，这个数字大约占地方ZF的财政收入的25－30%。
测算显示，在7年贷款期限、从今年进入还本期的情形下，与“5年期贷款期限”相比，地方ZF所需偿还的贷款将出现明显的下降，年均还款额将下降至1.5－2万亿元，在20%的财政收入增速下，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将下降至15－20%左右的水平。而在25%的财政增速下，还贷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将下降至10－15%的水平。
而与此对应的地方ZF的财政紧缩规模，则大约为GDP的2－3%，在相对乐观的情况下，在2014年左右，中国地方ZF将重新出现财政盈余。
情境分析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第一，中国地方ZF面临的并不是“违约风险”，而是一种“流动性风险”，即其可能因为短期筹资出现不力，而出现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但由于其持有着巨大的资产总额，以及强劲的现金收入，并不会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甚至违约的担忧。在还款出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如果银行能够延长贷款年限，那么，违约风险将被大大降低。第二，如果允许地方ZF发债，一方面来缓解其偿还贷款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其其财政紧缩的力度，这也有利于减少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
在地方ZF还不能发债的前提下，如果在未来的5年内，银行如能将现在的平均5年期的贷款展期到7年，同时中央ZF代地方ZF发行与前几年预算赤字相当的占GDP规模2－3%左右的国债，地方ZF是完全可以顺利度过还贷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