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
佩服楼主自己动脑思考和分享其成果的精神。

学科融合很厉害的。以后经管类的可能都真正要以研究人为出发点了

以人为本者胜

有个问题想问楼主，究竟何为东方经济学，它的内涵是什么，总是听到这个概念，但是却不曾听人清晰地界定过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此外，还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在你的表格中提及的“多维效用空间”是指什么？因为我没怎么接触过这个提法，谢谢！

5# 张晓奇

终于有人想问这个问题了，我把这个链接给你：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136445-1-1.html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其实对于是否产生一种经济学思想的问题，是一种需要与被需要的问题。

正如在斯密时代，凯恩斯的学说不可能被市场所接受，在凡伯伦的时代，凡伯伦的论述不可能被广泛认知，那么在我们的时代，推出一种冠名为东方经济学的学术思辨结果也必须联系社会现实的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产业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但是对这种需要进行哲学式的辩证思考却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制度经济学用我的视角来看，是一种凌驾于古典经济学体系之上的母集相对于子集的关系。在这种集合的视角下，产业经济学则强化了对有组织的社会生产问题的分析。所以，新奥地利学派的某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综述的专著，大概叫合作还是竞争——新奥地利学派与货币学派吧，我的记忆力很差了。

在那本书中，作者强调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马克思与凯恩斯两次冲击，而两次危机针对的分别是斯密和马歇尔。如果马歇尔和斯密的思想完全同源且无本质差别，那么就不存在两次冲击之说。所以，我们在这个视角下应该看到斯密与马歇尔在问题分析上的理论差异的核心所在。所谓理论差异的核心，恰好体现在对有组织的生产活动的不同视角。私密时代，小生产者生产的社会产品显然不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有组织生产的特征。你们回顾一下自己思想史教师讲授的内容就会理解这个本质性的差异。

而对于东方经济学的提出，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的结果。

在我思考的路径中，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我的启发颇大。在东方社会，东方文明之所以采用一种看似专制实则有用的社会组织架构，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外部压力。在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长期稳定的文化传承使得我们能够用更具时间路径的视角来看待经济问题。这样一来，其实一个国家可以被视为一种巨大的理性经济人。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的视角下，外部的社会压力可以被看做理性之外值得抗争的目标。如何调整和协调理性经济人内部的社会问题其实是一种更具本质性的东方问题。

在西方社会，因为没有东方文明如此长期的封建社会和文明压力，所以这些国家总会把理性作为问题分析的终结所在，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之后，就会发现，理性经济人最理性的部分其实存在着双重内核，这两重内核中的一个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群体。正因为存在社会群体，存在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才会视外部世界为一种冰冷的理性竞争的世界。

葛朗台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事实上，除了作家笔下虚构的这种人物，没有人是理性到如此冷血地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普通正常的人都不是绝对理性的。这种理性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我们需要保护的个体，存在着一种需要被保护的社会诉求。对于东方国家而言，所谓的关系型社会，就是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如果我们用理性的冷血态度打破这种古老的视角，将会看到更多的不道德的市场结论产生。而这也正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冲突所在。

看到人类理性，并看到理性存在内核是我的思考推演的第一步，对于这一步我们有很多可以证明的方法，但却都被压制在一个理性经济人模型的简单推论之下。从而我们看到，正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使得大多数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没有看到这种显而易见的理性内核逻辑。

我的思考正是对古典理性经济逻辑的颠覆，从而建立起某种适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经济逻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方人的思考是在打破了古典理性冷冰冰体系之后才建立的，是自古代就已经形成的思辨结果，这样就意味着其实并非东方思想是一种经济哲学的落后，而是一种先验性的后经济哲学发展路径。从而，在哲学层面，我需要证明只有在现代社会这种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才会需要经济学的东方化结果。而正是这种东方化结果才能帮助经济学家重拾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揭示能力。

第三个角度是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角度出发，如果古典理性尚且存在问题，那么建立在古典理性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定义显然需要一种东方化的解读。

最后，如果这个问题谈到的是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拓展视角，是一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补集，那么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东方经济学定义，或更直白的东方制度经济学定义又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