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证明自己思想的科学性，以及什么是科学性问题。本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与我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在触及了自身利益之后，我也要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什么是科学，？其实我可以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如果因为某种未知的事件，使得一群科学家丢失了相对论的推导过程，在面对巨大的核能财富时，一位严谨的科学家将会对这笔财富作何选择？
选择一、去证明丢失的某种科学理论，使之补足并重新支撑科学体系的完整，不过在长期内，这种证明几乎一定会被证伪。
选择二、茫然无知的使用尚完整的核科技，不去思考它的来源与发展问题。
选择三、用实验的方法去探知核科技的危害与价值，通过实际结果决定它的未来。
选择四、放弃对核能的使用，直到有人再次发现相对论。”
一位严谨的科哲学者会对此做出何种选择？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上面问题中的“相对论”换成“二进制”，“核能”换成“计算机”，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失去了关键环节后，以科学思想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将会面临怎样发展方向的选择？表面上看，这是也是一种保守与开放式的科学思维的交锋。但是归根结底，它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注意这里的经济学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主流经济学体系。
波普尔会对科学问题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下得到统一的社会学问题。
什么是科学？今天我们的科学体系有的时候便像那座神秘通天的“巴别塔”一样，遥不可及但却实实在在。在科学体系无比庞大的今天，去理解一种社会分工的全部也许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是去理解全部社会分工下的全部社会问题便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历史唯物主义下的科学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少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这条论断还部分的适应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对于科学而言，一种科学或非科学的检验却需要时间。如果检验所需要的时间足够长，便涉及到如何处置那些未经真理标准检验，但却具有实际社会价值的科技成果的问题。
在时滞与科技进步双重压力的压迫下，波普尔的被动式科技检验标准正在面临着日益膨胀的经济哲学的现实拷问。但是在其产生的时代，科学定义的巨大社会价值却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上，科学的定义帮助我们走出了神学与经院哲学的窠臼，放飞了社会生产力的翅膀。正是因为实验主义科学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精神取代神学信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爆发了科技革命的浪潮。
在十九世纪及更早期的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实践中，对科技思想严格证明是一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然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较早期（考虑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中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因为低下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人类必须建立起某种神圣的信仰体系。信仰体系通常基于群体的基本道德观念。两者结合，使得具有信仰保护的社会人群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因为群体基本道德观念的建立，往往是群体中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个体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得来的宝贵经验体会，是最适合当前群体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规范的总和，这些社会规范无法被群体中年轻的个体成员经验性的获取，但却可以通过信仰的方式，以盲信的形式加以传递。
盲信使得前人的社会经验和道德体系在群体中得到传播并迅速形成某种群体基本道德规范，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通过神学体系传播社会道德规范，大大降低了前人经验传播的社会交易成本，从而帮助低下生产能力下的社会群体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
我们发现早期人类文明均存在着有神论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其实与人类文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有神论作为传播基本道德观念的工具，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巨大社会进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较早时期，那些不具有信仰体系的人群不是不存在，而是在社会规则的传递中弱于有神论的族群，并逐步在演化过程中为现实的外部压力所淘汰。正是因为早期文明中，神学体系所负担的这种责任，才使得绝大多数得以流传至今的宗教体系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劝人向善的特质。那些不信神或不去依赖盲信来传播价值观念的社会族群，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步淘汰，并使得我们的社会只剩下看似有神学体系保护的一系列人群。
具有试错精神的科学实验，必然伴随着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如果没有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社会便无法承受科学实验带来的巨大浪费。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同时期望神学体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淡出影响。
在这里，所谓的神学体系并不涉及现代社会下经历长期时间洗礼，进而完全哲学化的宗教体系，而只是指那些原始的蒙昧的信仰。神学体系的哲学化，使之成为一种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理论黑洞，他们的存在于今天我们所谓的蒙昧的信仰同源但却不同意。
如何理解神学体系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退出问题？蒙昧的神学体系，既有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保留下了原始人类社会制度的路径。这种路径一方面可以帮助一部分群体建立有效的社会规范，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群体与群体存在目标的转化，过去群体的社会利益转化成为新生群体的对立面。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在盲信基础上的信仰体系，甚至会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因素。特别是当两个社会群体同时产生目标对立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形成关系对立的信仰体系时，这种依靠神学观念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便产生了问题。
人类信仰体系的矛盾在人类社会形成较早期便已出现，但是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下，解决信仰矛盾的方式只有战争和武力。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社会群体显然拥有更完善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也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
波普尔的科学思想对于解放人类社会生产力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具有盲信特征的人类神学体系，对于极低下生产力水平下的人类生存具有较好的帮助。因为那个时期的人类经受不起科学实验的破坏性冲击，因此这种盲信可以帮助前人经验更好的在群体中传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经验传播的过程中，前人的制度路径依然存在，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显然需要改变过去制度结构下的那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正如机械化大生产需要大量失业的农民，而让农民失业并进入到大工业体系中是一种与旧有路径不一致的精神体会。英国的圈地运动，中国的鸦片战争等尽管破坏了农耕社会的基本经济架构，但却释放了足够的社会生产力，使得工业化早期的劳动资源得到充分的释放。很显然，人类早期的神学体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释放的巨大羁绊，而解决这种羁绊，将生产力从前人不合理的制度路径中解脱出来，便是科学对人类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
科学的实验，其实质是把一系列依靠盲信建立起来的神学观念打破，并使之重新归并于全新建立起的自然科学实验体系之下。那些能被证伪的观念才会被称为科学，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被哲学化。因为只有具有工业化生产特征的商品，才有被试验和被证伪的特点，那些不能被批量生产的商品即使再有价值，如果不能再次在社会中出现，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便是一种无用的资源结果。
实验使得科学成为可以替代神学体系的新的价值检验标准，这种标准显然将建立在神学框架之下的前人的经验路径中有益的部分继承下来，但是对于那些无用的制度框架，则会一概摒弃。因为带有路径的制度框架显然是一种无法被证明的社会资源，从而在哲学层面，使得社会生产力摆脱了制度窠臼的束缚。
如果问题发展到此，那么我们只要坚持科学精神，便可以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完美的释放，并让整个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经济生活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技术进步与信息爆炸的到来。

二、信息时代的科学壁垒
理解科学与信息时代矛盾的关键依然是生产力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中早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能够接受一种常态的科学实验的试错结果。这种试错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平均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相对于盲信的道德体系的传播，这种源自实验的技术进步大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幅度与人民生活水平。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会固定出现某种因为生产力过剩而带来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与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速度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同时也与社会群体的结构具有相关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著文解释。无论如何，早期资本主义与封建时代的不同在于通过科学方法打开了生产力释放的大门。但是在自组织形成的社会制度框架下，生产力对社会制度的冲击便形成了常态的经济周期结果。
让我们回顾一下起先我们提及的那个假想案例：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如果因为某种未知的事件，使得一群科学家丢失了相对论的推导过程，在面对巨大的核能财富时，一位严谨的科学家将会对这笔财富作何选择？
选择一、去证明丢失的某种科学理论，使之补足并重新支撑科学体系的完整，不过在长期内，这种证明几乎一定会被证伪。
选择二、茫然无知的使用尚完整的核科技，不去思考它的来源与发展问题。
选择三、用实验的方法去探知核科技的危害与价值，通过实际结果决定它的未来。
选择四、放弃对核能的使用，直到有人再次发现相对论。”
选择本身代表了我们对待科学和非科学的一种态度。不过这个问题能够代表未来科学的真实发展方向么？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当代的普通人来说，科学意味着一种高不可攀的社会责任和价值。曾几何时，孩子们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成为科学家。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再次进步，这种发展过程中的实验性科学验证方法却会受到现实生活一次次的质疑。
Google的科技人员曾经总结出一条十分有用的搜索原则：“第一页无用原理。”就是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用搜索引擎得到的信息中，最先得到的往往是与我们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无用信息。真正聪明的检索员会自动过滤掉第一页的搜索结果，从第二页开始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
遗忘相对论的故事并不是耸人听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具有某种盲信。绝大多数生活在我们时代的人都接触过计算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计算机的用户，但是真正知道计算机运行机理的用户不到这个人数的20%，而这种知道的级别也不同。有人知道计算机的编程原理，但却对硬件部分一窍不通；有的人天天组装电脑，但却对软件毫无知觉；那些既懂原理，又懂操作的人在整个知道的人群中少之又少；而对计算机的熟悉程度达到芯片级别的，却只是少数国家的少数精英级的计算机人才。在我所在的学校，能够使用二进制直接进行编程的程序员曾经很长时间都不过个位数。计算机如此，与计算机相去甚远的保健品行业也是如此，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保健品用户在使用不知道全部药性的保健品产品，这些使用者中甚少有人具备中医药学专门的科技知识，即使是中医药学的专门人才，对保健品的使用也如隔岸观火。在保健品行业，每年新增的品牌与对这些产品进行检验的成本不相成比例。曾经我在一个肿瘤医院陪护，这个期间每天都被多如烟海的广告传单所覆盖，这些传单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提及了药厂在药品研发过程中的科学实验结果，然而真正有能力对此进行甄别的大夫却不置一言，因为海量的传单让人无法简单的对全部产品的真实价值作出有效的评估，而漠视就是大夫能够给予患者最大帮助。
市场经济时代，一切有用的价值都会围绕着海量的伴生价值。这些价值的存在，使得信息的获取成本越来越大。而加大信息的获取成本，正是那些有用商品核心价值提升的根源所在。一个普通的家具企业不是造不出合格的家具产品，只是在信息壁垒覆盖的情况下，即使企业再努力，如果没有广告支出，也必须将自己的产品按“柠檬市场”的规则加以处理。于是我们看到，只有具有品牌的商品才会使用优质环保的材料。不是企业的成本过大，而是使用环保材料所支付的额外成本在消费者层面无法被感知。在没有科学检验手段的前提下，消费者只能选择那些已经有品牌效应的家具产品，而忽视那些真正物美价廉的家具。检验其实也是一种科学手段，但是在信息成本面前，社会却只能默默的承受检验成本带来的苦果。我们说，对品牌的相信也是一种盲信，但这却是市场经济带给我们最真实的市场结果。
正如“遗忘相对论”的故事所指出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真正掌握自己所消费商品的全部信息的可能已经越来越少了。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盲信，这种盲信建立在对品牌商品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周围人群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在对那些未知行业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在整个社会社会化大生产有力协作的基础上。老人说，隔行如隔山。其实除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真的是一无所知。“塑化剂风波”、“苏丹红风波”、“三鹿风波”……，围绕近年来出现的这些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直观的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应该规避，但是却实实在在的缺乏对于这些商品的科学检验手段。不是我们不想，而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在整个科学检验体系下的无力。诚然，时间成为了检出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工具，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消费了商品的消费者，这个检验结果的出现似乎有些太晚。而在未来，我们依然会消费那些我们没有能力进行完全检验的商品。
这其实就是信息时代的技术冲击结果带来的问题。在波普尔的时代，每年出现的科技创新屈指可数。在更早的时代，带有生产力爆发性质的科技创新结果是以年甚至百年为单位计算的。在低下的技术进步率面前，科学家可以从容的依据社会商品的价值，对之进行检验。这种检验帮助我们走出了神学盲信的误区，打破了制度框架的窠臼。让生产力第一次站在了社会的巅峰。即使有一种不适合的产品出现，因为低下的生产能力，使得这种产品的传播不会过远，影响也只在科学实验完成后便逐渐淡出人类社会。
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信息价值的提升，与信息价值相关的科技创新浪潮所影响的商品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计算机屏幕的辐射是人所共知的问题，但是像我一样每天在计算机前坐12个小时以上，只有吃饭和睡觉才会离开计算机的人却大有人在。不是我们不知道辐射的危害，只是当离危害到来还有一段时间时，我们都在玩火。其实那些为了应酬而吸烟喝酒，暴饮暴食的朋友也还是大有人在的。生活的压力使得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了透支自己的生命。这种透支之说也是在科学实验基础上得到的结论，但却不得不被现代人忽视。只是离最危险的时点到底有多远，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些制造计算机的厂家也知道辐射可以避免，但是能够减少辐射的荧屏、键盘的价格却要再上一个台阶。不是成本的问题，而是真真正正的社会需要可以让某种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都成为了健康信仰的盲信的信徒。不过，对于那些电脑屏幕到底能带来多少危害的疑问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科技检验的结果。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爆炸的时代，这种爆炸使得新产品和社会价值的出现变得格外频繁。而建立在波普尔时代的科技检验标准不能说存在问题，只是在强大的时间压力的压迫下变得越来越无力。新产品的出现，在尚未完全被检验之前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可能随之淡出我们的生活。这种现象使得检验这种滞后的科技证明手段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步伐与节奏。而另一方面，一组社会群体检验过的科技成果，并不意味着另一组人群也可以获得共享。包括我们如何相信由某一个人群检验过的科技成果的信息，其实也存在着问题。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检验手段从属于统计学，其更新速度更是空前。于是对检验手段的科学性的验证，也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是与真正的社会需要相比，其实只要存在检验，就会杜绝至少是绝大多数的恶意的市场结果。因为对检验手段的验证也存在一种科学的壁垒。

三、制度与科学问题
如果说有哪个学科有能力凌驾于科学之上，我们应当首推制度经济学。
在我们没有开始下面论证之前，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式帮助大家看到过去诸时代中，科学与信仰的拓扑关系。


图3-1 表示人类社会早期，因为道德体系传递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种种信仰体系，这些体系无需证明，只是前人经验的一种总结。


图3-2 展示了在波普尔科学检验手段出现后，科技对于释放社会生产力，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巨大作用。正是科学帮助人们摆脱了旧制度时期盲信带来的社会资源浪费问题。


图3-3 图中的红色区域表示科学实验可以证明的核心理论部分。但是与科技爆炸带来的信息冲击相比，红色的核心区域所能保护的社会价值非常有限，在蓝色的技术冲击的影响下，存在着大量无法被证明的知识。如何解释并利用这些知识是摆在人群面前的重大问题。

上面三个图示可以视作生产力水平各异的三个时代，伴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升，科学方法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科学方法所保护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全部社会价值，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总存在着大量的无法被科学所证明但却具有实际社会价值的商品和科技结果。
从蒙昧中走出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在信息壁垒面前，我们是否将重回蒙昧时代，则是今天世界对于科学以及科学思想的后续者们最大的拷问。
在这个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面对这个全新的时代。波斯纳定理和科斯三定律已经被整个社会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在科技进步与时滞的压迫这种问题的分析中，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两个核心问题：每一种突入的科技进步成果其实面临着交易成本双向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在接纳新产品时存在着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新产品或新技术为了证明自身也存在着交易成本的压力；第二个核心问题在于，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理性经济人和理性经济世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盲区，一旦这种认识的盲区被解除，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将会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事实上，正是这两种问题，帮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充满了自信。
曾几何时，一个叫做马基雅维利的哲人，写作了一本《君主论》。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君主论被视为一种异端和权谋的象征。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君主论所谈到的恰是一种在无检验视角下，君主如何相信自己的臣子，以及臣子或社会群体之间如何产生相互信任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展开新的全新的论证体系，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所谓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与科学性的经济学问题，我们已经讨论的足够多。未来将是思辨与反思辨斗争的舞台。
但无论如何，曾经脱下了盲信枷锁的人们，又怎能把枷锁重新套在自己子孙的头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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