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用以下事例对所谓“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提出了质疑：

“⑴ 如果某一农场主获得丰收，他的收入会增加；但如果所有农场主的收成都打破纪录的话，他们的农场收入却会下降。⑵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他的境况会变好；但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整个社会反而可能变糟。⑶如果对某一特殊行业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该行业的生产者可能会因此发财；但如果对所有的行业都征收高额关税，则绝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变坏。⑷如果某一个学生考得很好，他的得分等级会提高；但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考得不错的话，则平均的得分等级却不会发生变化”[1]。在这里萨缪尔森说得很明白：一个行业中如果只有个别生产者的生产率提高（从而获得“丰收”），那么他可以通过这样的生产率提高而获得更大交换价值；但是，如果这行业中全体生产者都普遍同步提高了生产率，那么谁也没有从这种提高中得到更大好处，因此，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并未使他们的产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得到提高--这就是所谓“丰收悖论”[2]。

[1]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页。

[2]实际上，这种“丰收悖论”早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们所认识到。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曾有这样的观点。他这样说：“因此我们看到，地主的利益与迅速而普遍地引进农业改进是对立的……地主受到亏损不是由于他的领地改进，而是由于其它领地的改进，尽管与这些改进的同时，他的领地也改进了。谁也不会怀疑，如果他能只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坚持改进，并把其土地产品增加的盈利与原来的高价结合起来，那末他便由于改进而有很多盈利。但是，如果同时在所有土地上进行改进，则价格不会保持原来的高度，所以断言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利而失利，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1版，第282—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