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新媒体带来的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使利益诉求的表达频率也在不断加快，不同人群利益的多元化也使团体之间出现交叉，比如昨天为了增税而抗议的人今天就会为林志玲结婚而自杀。要满足贴上许多不同标签的人的所有诉求，在政策上是做不到的，因此一个好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参与利益分配人群的数量，保证有诉求的人有机会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想要的结果，而非单纯地将一部分人的利益转移到另一部分人那里去。因此社会团体在杀伐他人意愿的同时，必须学会认知其他团体的意愿，事实上由于利益的多元，东风压倒西风的情节只有在麻将桌上才会出现，柿油和五毛所要求的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均不可能实现。

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媒体发达使政策本身正常的时滞效应反而变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人们习惯于相信数据以及忽略数据背后的统计误差，习惯于文件一出门效果就产生的思维逻辑，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为了选票和民调采用短期的政策，以求在任期和选期不出问题，以及反正有继任者擦屁股的鸵鸟心态，这无论在民选ZF还是大ZF都是一样。须知民意向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杜鲁门1948年当选总统前，所有的媒体印制的头版标题欢迎新总统杜威，媒体依据的是电话的民调结果，但忽略了民众的从众心态和未决定方向的民众数量，事后调查得知，摇摆不定的人中有75%在大选前两周决定为杜鲁门投票，所谓民意变化就是这样快。而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民意是怎样的，就如同前几段引用的那条微博一样，其实在公共平台发声的人其实都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在争取更多利益的时候遇到了阻力，更多的人并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没有在新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看法的习惯。而媒体为了关注度会将一些问题扩大化，一些公共平台参与者为了知名度频繁发表看法，最后让政策的制定者发表一些事实上不痛不痒的讲话，最后时间和其他事件让大家迅速撤离和忘却，使事件最终变得高度娱乐化。娱乐的本质是让每个人都满意，至少是参与者，但我们之前说过，政策的目的在于给予机会，而非满足所有人的想法，所以娱乐政策的表现形式只能是不断的牺牲和修补。

当然并不是说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没有价值，相反它的价值很高，因为在其中我们发现观点斗争发展的边际收益始终是递减的，一种观点的杀伐之声越重，事实上其杀伐的效果也就越差，因为它会破坏到更多人的利益从而遭到平台上更多人的反对。事实上每个论点都至少有一个双方均认同的基础，只是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大家均视而不见，而只是以暴民和愚民相互指责，事后感叹中国人没救了或者国将不国，大谈国民性问题（注意断句，断不好就变成另一篇文章了），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能扯白出上下五千年中外文明史，动辄以美国台湾或者毛时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永远不思考对方观点中是否有正确的一面，以含泪的语调和“眼见那楼塌了”的悲壮示人，这样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为了维护而维护，只能导出没有结果的结果。于是当边际利益的作用使均衡点回归到那个基础上，我不会说它是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结果，但至少比五毛和柿油都要接近。

一个厂商能获得的最大利润在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时，我们没法测算一个国家或者不同群体的最大利润点在哪里，但应当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记得高中历史书有说过“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希望能去找第四条、第五条路，而非在第一条或者第二条路上带着怒气举拳前进。

写到这里我想起周扒皮的故事，据说他喜欢在半夜三更爬起来学鸡叫催长工起床，不光让公鸡除了交配便无事可做，长工也叫苦不迭。我不知道要怎样的收益才能让周扒皮支出不能完整睡觉的成本，而皮包骨头的长工看着日渐消瘦的周扒皮会不会又窃喜着产生一些心理上的满足效用呢？好吧，其实这是一个SM的故事。

最后，这篇文章是否又有杀伐主义的色彩呢？抱歉，未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