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口的影响因素与奥巴马ZF经济调整的结构性困境(下)
2011-8-10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奥巴马ZF的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及其相关措施,是对前述伯格斯坦等人提出的经济救济谋划的综合与发展,即增加投资而不是消减消费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伯格斯坦),投资于制造业而不是金融等非制造业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乔·瑞恩、西摩·梅尔曼),投资于制造业中的绿色能源经济(green energy economy)是对增加出口与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更清晰的描述。 虽然美国ZF的复苏法案在强调增加出口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时,没有像就业那样突出明确小企业的主体地位,但当它们在新能源、清洁能源、生物燃料等领域的研究开发与投资生产所形成的就业效应表现明显时,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增强了ZF借此增加出口,恢复美国经常项目平衡的信心:未来五年,出口增加一倍,从而在美国创造200万个工作岗位。 其实,小企业在制造业新领域的投资,不仅对增加出口的意义重大,而且首先是对减少进口或进口替代的意义十分突出,因为它们投资于美国本土,在解决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市场上美国本土商品的成份,这对能源净进口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平衡作用不言自明。 奥巴马ZF选择小企业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方面的技术发展作为调整美国经济结构的方向,并以此为解决贸易平衡的突破口,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实际。 首先,绿色能源经济的实现可减轻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美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也是能源净进口国。以石油及其制品为代表的能源类商品在美国进口品中的比例一度(1974~1983年)超过1/4,有的年份(1980年)占比接近1/3。1990年代下降到10%以下,但21世纪又开始上升,近几年达到16%以上。大量石油及制品的消耗与进口对美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一直存在,况且美国也曾因石油危机而引发过1970年代的经济滞胀。同时,石油作为美国目前最重要的能源使美国为保持稳定的海外供给,挤占了ZF大量的外交与军事资源。如果本轮绿色能源经济取得成功,对美国来说可谓一本万利。 其次,发达经济体在能源技术上的竞争迫使美国加快绿色能源经济进程。21世纪以来,以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加快调整能源战略。欧盟计划在未来20年内,将清洁能源的消耗比例提高到50%以上,日本致力于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计划在2030年前将石油、煤炭等石化资源的依存度从50%下降到40%。本轮经济危机出现后,欧盟、日本更是抓住转危为机的关键时点,在设计经济救助方案时,无不以发展清洁能源为重点投资领域。日本麻生内阁的15万亿日元新经济刺激计划,首要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世界顶级的低碳经济体,其中要在2020年使日本的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现在的20倍。欧盟除整体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外,各国也分别提出了清洁能源投资计划,法国拟以经济计划的20%发展低碳经济,德国拿出经济计划的13%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英国计划用11年时间创造1000亿英镑的市场规模,并提供16万个新工作岗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洁能源规划成为奥巴马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能源行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加成熟。在表明ZF对能源部门投资情有独钟时,奥巴马一方面指出了鼓励企业发展高效、清洁能源对美国确立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必要性,也强调了美国在这一方面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他在讲话时强调了技术的决定意义,认为“美国的技术创新没有哪一个领域比能源行业更成熟”(奥巴马,2010年5月13日)。 四、奥巴马ZF平衡贸易需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从美国贸易失衡演变、积累的历史来看,奥巴马ZF平衡贸易需要有效解决投资与进口之间的结构性难题。 如前所述,在影响美国商品进口的因素中,国民收入的影响因子最大。而我们从支出角度审视时,国民收入由个人消费、国内私人总投资、进出口净值、ZF支出4个部分构成。而投资与进口的紧密联系引导我们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寻求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国民收入核算方式来看,经济结构失衡是指经济体系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不等于物品与劳务产出总支出的情形。而强调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就是分析其经济体系中国民收入小于物品与产出总支出的发展状况。 根据经济学定义,GDP(用Y表示)被分解为4个组成部分:消费(C)、投资(I)、ZF购买(G)和净出口(NX),即 Y=C+I+G+NX (3) 因为支出的每一美元都可以归入这4个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这个等式是一个会计恒等式。该式成立也就意味着经济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否则就是失衡。 开放经济中,构成一国出口值与进口值差额的NX(又称为贸易余额),是国民收入恒等式的重要变量。根据NX与0的关系,可以确定国家的贸易、资本及经济平衡与失衡情况。鉴于NX的平衡性意义,判断一国经济结构均衡状态的表达式(3)可整理变换为如下方式: NX=Y-C-G-I (4) 国民收入完成对居民消费和ZF支出(Y-C-G)之后,其余额构成社会的储蓄部分(S),即有: NX=S-I (5) 从表达式(5)来看,净出口由储蓄与投资共同决定。当一国存在贸易赤字时,它既可能是储蓄不足引起的,也可能是投资过度造成的。 经济学家们常把储蓄作为解决美国净出口赤字的有效工具。伯纳德·鲍莫尔(Bernard Baumohl,2009)在比较了贬值、经济长期萧条等几种方案后,认为合理的方式是:美国人必须学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欧洲和日本的决策者减少贸易障碍,使其居民能消费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伯格斯坦更主张以“立法对消费征收新税”的方式,提高储蓄水平。 尽管投资高涨也会引起贸易赤字,但曼昆(2009)认为,如果增加的资本以更多的物品与劳务生产的形式提供了良好的收益,那么经济就应该能够应对累积的债务。奥巴马ZF的调整方案正是试图通过投资扩张而不是消费减缩来平衡贸易的。 但我们研究发现,美国私人投资与进口存在着线性关系,而且其相关系数大于消费与进口的相关系数。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私人投资越甚,贸易收支越不平衡。 为观察美国投资影响进口的长期结构性特征,我们以1981~2009年为样本期,利用Eviews5.0软件,分析美国个人消费(CS)、国内私人总投资(I)、ZF支出(G)对进口(IM)的影响程度。数据来源于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TableView.asp?。 先对下式取对数后进行回归,发现残差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因此用AR(1)模型进行修正,结果如下:
R2和F值均较高,D-W值也接近2,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很高。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这个回归方程不是伪回归。对模型作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时,消费和投资不影响进口的概率分别是0.0105和5.1E-05,而ZF支出不影响进口的概率为0.4309,这意味着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对进口产生影响,而ZF支出不影响进口。 从模型结果的系数看,国内私人总投资对进口的影响系数为0.687,而消费对进口的影响系数只有0.138。这说明投资对进口的解释力更强,即美国的私人投资推动了其进口。 这就是奥巴马ZF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并试图平衡贸易时,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难题,即如何有效改变投资增长与进口增长高度正相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与美国的投入产出、进口结构的变化相关联。 从投入产出结构来看,从1987~2007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农林渔牧业、采矿业、制造业的进口系数分别由0.035、0.224、0.160上升到0.092、0.269、0.208和0.104、0.394、0.279。尽管在投入产出表中进口被视为“最终使用”,但我们仍然能从进口商品的类别上看出,进口中也包含了许多的“中间投入”用途,如工业原料、包含于采矿业的原油、资本品。当我们把投入产出表中每10年以33%的速度上升的进口系数与进口品的生产属性联系起来时,这就意味着进口倾向的投资性在增强,或者说进口系数的上升与投资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从美国进口结构来看,1980年代后期起,美国进口结构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即在1988~2001年,美国货物进口中的资本品进口值大于消费品的进口值,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高。当我们以资本品进口值大于消费品进口值为标准,用以对时间进行界线划分时,1980~2008年可分成3个阶段(见表3)。结果显示,资本品进口在商品进口值中的高比例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关。同时也表明,资本品进口对投资的弹性大于消费品进口对投资的弹性。 
六、结论
如果经济全球化步伐继续前行,美国试图通过增加投资以复苏经济、提高就业水平,进而解决净出口赤字的努力,其效果并不令人振奋。因为在构成国民收入账户的私人投资支出中,当投资所需的资本品、原材料等要素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其生产扩张的需求时,意味着即使消费部分保持了平衡,构成开放均衡的等式即NX=S-I也会由于进口从消费品向投资品的转变而难以达到相等的地步。另一方面,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尤如一个铜钱的两面,高储蓄意味着高投资,而高投资要靠进口来支撑时,贸易仍然不会平衡。美国要真正解决经常项目的赤字,可能的选择路径在于增加投资时,能减少对投入所需的进口成份,或者说所用要素主要来源于美国本土。这势必要求美国按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断获得新产品方面的技术突破,不断开拓新的产业领域。
参考文献 [1]伯纳德·鲍莫尔.经济指标解读:洞悉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第二版).徐国兴、申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弗雷德·伯格斯坦.美元与赤字:华盛顿如何才能防止下一次危机.外交事务,2009,88(6). [3]高铁梅主编.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谷宇,高铁梅.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分析.世界经济,2007(10). [5]霍华德·F·罗森.出口的必要性.浦东美国经济通讯,2010(2). [6]乔·瑞恩,西摩·梅尔曼.美国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崩溃.商务周刊,2009(11). [7]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经济研究,2005(5). [8]曼昆著.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5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1-223. [9]徐明东.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1997~2006.财经科学,2007(5). [10]叶永刚,胡利琴,黄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06(4). [11]钟昌标.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7(9). [12]钟伟,胡松明,代慧君.人民币J曲线效应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1(1). [13]Boyd D.,et al..Real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Balance of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s,2001(6):201-216. [14]Cline.William R.,John Williamson.2009 Estimates of Fundamental Eqailibrium Exchange Rates.Washington: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9. [15]Houthaker H,Magee S.Income and Price Elasticities in World Trad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9,51:11-125. [16]Reinhart.Devaluation,Relative Price,and Interntional Trade. IMF Staff Paper,1995,42:290-312. [17]Rose A.K.,Yellen.Is this a J-curve?Journal of Monetory Economics,1989,24:53-56. [18]Wilson J.F.,Takacs W.E.Differentia Responses to Price and Exchange Rate Influences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Selected Industrial Countries.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9,61:267-279. [19]Wilson P.Exchange Rate and the Trade Balance for Dynamic Asian Economies:Does the J-curve Exit for Singapore,Malaysia and Korea.Open Economies Reviews,2001,12:389-413.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 湛柏明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