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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7

美国进口的影响因素与奥巴马ZF经济调整的结构性困境(上)

2011-8-10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多种变量对多种进口商品的作用程度。由4种变量(进出口价格指数、汇率、国民收入、银行贷款利率)对美国5种进口商品(工业原材料、石油及制品、资本品、机动车辆、消费品)施加影响的AR模型输出结果显示:在所有考察的影响因素中,国民收入是决定进口水平的最重要方面。美国进口变化影响因素的现实背景,使美国ZF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即如果不对现行的经济结构做有效调整,则只能通过减少国民收入的方式来降低国内的进口需求。奥巴马ZF把美国贸易平衡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寄托于中小企业的身上,但这需要有效解决投资与进口之间的结构性难题。

  关键词:美国进口,影响因素,经济结构调整

  一、引言

  在贸易理论的许多问题中需求行为是关键,因此本文建立美国进口需求函数,以便讨论美国进口商品的变化及影响因素。进口需求函数与出口需求函数是从进口、出口两个视角分析一国贸易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工具。进口需求是本国国民收入、进口商品价格、国内商品价格和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函数。出口需求是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本国出口商品价格、贸易伙伴国出口商品价格、汇率等变量的函数。(Hauthaker和Magee,1969;Wilson和Takacs,1979,Reinhart,1995)。   为辨析进口需求决定因素的影响程度,经济学家或者用弹性工具分析国际贸易对相对价格变化的依存关系,或者用回归工具计算各变量对进口的作用程度。Boyd(2001)的研究显示,很少有汇率波动影响国际贸易的实证证据。Rose和Yellen(1989)使用回归方法对美国和其他G7国家1960年后双向贸易季度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不能拒绝真实汇率(和其滞后项)不是美国与其他OECD国家之间双向贸易的显著决定因素的假设。Wilson(2001)就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实际汇率波动对其与美国、日本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论是,除韩国外,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盈余不断累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面临升值压力时,我国理论界关注了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效应研究。钟伟等(2001)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和贸易收支的正面效应约有3个季度的时滞效应。卢向前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马歇尔-勒纳条件(ML condition)成立,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谷宇、高铁梅(2007)研究表明,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进口、出口的影响显著不同,对进口表现为正向冲击,对出口表现为负向冲击。在短期内,对进出口都表现为负向冲击,但对进口的冲击稍大。中国出口主要受贸易伙伴国实际收入及FDI的推动,且出口对价格变动很敏感。我国贸易收支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徐明东,2007)。而叶永刚等(2006)的研究结论显示,无论长期和短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不存在J曲线效应。在分析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时,钟昌标(2007)研究了电子行业1999~2002年的数据样本,结果显示,FDI尤其是来自港澳台的FDI和规模经济对电子行业出口有正向作用,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负相关,资本密集度、研发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现有研究文献需要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第一,在强调影响因素对一国进口商品的总体变化时,忽视了影响因素对行业或产品层面的作用状况。由经济理论可知,当商品被分为不同的种类时,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别商品的作用结果是有差异的。而根据美国统计口径,其进口商品分为食品、工业必需品、石油产品、机动车、资本品和消费品等六大类。可以预见,当我们按进口商品类别来分析其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时,其结果会超出既有研究成果的预期。第二,在强调汇率因素的作用时,忽视了其他因素对进口的影响。尽管美国的进口主要受本国实际收入的影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上。   鉴于此,本文在讨论美国进口商品的影响因素时,对影响因素的施用对象按美国的统计口径予以细分,讨论多种因素对多种进口商品的作用程度,分析美国在进口产品方面的变动及影响因素。

  二、美国进口商品的影响因素:基于AR模型的经验分析

  1.进口需求函数   美国进口需求是本国国民收入(GDP)、进口商品价格(PM)、国内商品价格(PD)、汇率(E)以及利率(R)等变量的函数。即:   IM=IM(Y,PM,PN,E,R) (1)   其中,汇率以间接标价法表示。   根据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进口商品价格与国内商品价格构成一国商品交换的相对价格水平或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价,即P=PM/PD。同时,为了保持与商品分类的一致性,我们按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口径,取数据库中列名产品类别的进口价格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作为PM和PD的替代。工业原材料与资本品是与工业生产相关的进口品,与消费品相比,属于投资类进口,所以在设计进口需求函数时,加入了该变量。   为便于对数方法的回归分析,我们遵循Wilson和Takacs(1979)方法,以乘积形式处理进口需求函数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再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如此,美国进口需求函数的展开式如(2)所示。      对数形式的进口需求函数中,i=1,2…5,表示5种进口商品类别,α为常数项,β1是进口收入弹性,β2是进口的价格弹性,β3是进口的汇率弹性,β4是进口的利率弹性。理论上,β1取正值,β2取负值,β3取负值,β4取正值。   2.数据的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以时间序列的年度为基础,选取的样本跨度为1981~2009年。所有数据都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官方网站(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Tableview.asp?)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方网站(http://www.federal reserve.gov./)。   美国国民收入是以2005年美元表示的实际GDP,进口价格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与所选择的进出口商品的类型一一对应,在2005年=100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基础上,以进口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的比例形式给出,汇率按间接标价法的主要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指数(MAR73=100)给出,利率选用美联储公布的银行基本贷款利率。   3.AR模型结果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对美国进口需求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前,做了以下几项检验。其一,运用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序列及残差进行了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各类进口品通过检验;其二,运用Q统计量、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系数图检验了回归方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结果显示,除石油、资本品和机动车各滞后1阶外,其他各类进口品滞后0阶通过检验;其三,运用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检验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除机动车(automotive)外,国民收入是工业原料、石油、资本品、消费品的Granger原因,汇率是工业原料、资本品、机动车、消费品的Granger原因,利息率只是工业原料的Granger原因(见表1)。  
  由此,我们看到影响美国进口的因素或内生变量主要是实际国民收入和汇率。   为了进一步分析国民收入和汇率对进口的影响程度,我们依据式(2)给出4种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表2),尽管进出品价格指数和银行基本贷款利率与进口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回归过程中,国民收入、各类进口品价值、汇率以对数形式给出,进出口价格指数和银行贷款利率以比例形式进入Eviews5.0软件处理系统。  
  表2的模型结果具有统计分析意义。同时,考虑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我们的分析集中于讨论国民收入与汇率两因素对进口的影响程度。   以上由4种变量对美国5种进口商品施加影响的AR模型输出结果显示:其一,在所有考察的影响因素中,国民收入是决定进口水平的最重要方面。从表2看到,该因素与各类进口品的进口正相关,并且对进口的工业原材料、石油及制品、资本品、机动车辆和消费品的影响系数(β3)分别为2.355、2.336、2.396、1.819、2.840,大大领先其他因素的系数值。其二,汇率与进口工业原材料、石油及制品、资本品、消费品均呈负相关关系,只与机动车辆的进口呈正相关关系。但从正相关的这类进口品的情况看,影响程度不大,其系数值(β2)相关系数只为0.002,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影响力。美元汇率与进口品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意味着美元升值并不能促进进口增长,美元贬值亦不能起到抑制进口的作用。   总之,是国民收入在决定着美国进口品的变化,同时美元汇率对美国进口变化的影响方向与理论演绎的逻辑轨迹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一致性。

  三、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美国进口变化影响因素的现实背景,使美国ZF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即如果对现行的经济结构不做有效调整,则只能通过减少国民收入的方式来降低国内的进口需求,2008~2009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对美国进口需求的减压作用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然而,这种情形并不是美国所期望的调整方式。弗雷德·伯格斯坦(2009)指出,抑制投资会减少对外国商品和外国资金的需求,这意味着持续抑制经济并降低生产力增长;提高私人储蓄会减少消费支出和对外国资金的需求,历史表明此路不通。他为美国ZF开出了这样的救治处方:启动新的政策,平衡预算。新的政策措施包括遏制医疗保险的成本、改革社会保障和立法对消费征收新税,而ZF赤字的任何增长,将造成美国对外失衡的加大并把危险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上。   本·伯南克认为,美国人的低储蓄和高消费抵消了外国人的高储蓄和低消费,结果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普遍认为的美国预算赤字引起了其贸易赤字的结论是不对的,这两者相关度并不高。全球储蓄过多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伯南克的观点意味着,光靠美国人是不能解决美国进出口贸易失衡问题的(曼昆,2009)。   与此同时,各种政策主张纷至沓来。乔·瑞恩、西摩·梅尔曼(2009)提出应振兴美国的制造业,霍华德·F·罗森(2010)主张应增加美国出口,威廉·克莱因和约翰·威廉姆森(Cline,William R.和John Williamson,2009)则建议通过美元对亚洲国家的货币贬值,以保证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平均值保持在不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奥巴马ZF也强调了增加出口对美国的意义。   奥巴马ZF把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寄托于中小企业的身上。美国借应对本次经济危机之便,制定并实施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该法案决定依托小企业、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3个方面。这3点具有“一体两翼”的特点。“一体”是以小企业为主体,即试图通过鼓励小企业增加投资,既促进短期经济复苏以保证就业,又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与产业依托两个难题,进而解决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两翼”是指ZF引导小企业投资于道路桥梁与研究开发等软硬基础设施,投资于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   在美国ZF看来,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中坚,代表着美国的未来与希望。首先,小企业是减少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失业大军的主要倚重力量。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15年时间里,小企业创造了全美约65%的新工作岗位。其次,小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撑力量。在创新方面,小企业显示了无比强盛的主体地位,小企业雇员的人均专利生产量是大企业的13倍。第三,小企业的成长潜能让美国ZF看到了它们成长为大企业后改变世界的美好前景。

  从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一年多的情况及ZF对小企业的一系列措施来看,ZF的经济刺激政策就是鼓励小企业增加投资,在强化中小企业的短期经济稳定与就业创造职能的同时,也在引导企业对制造业、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投资。我们看到,奥巴马ZF在设计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时以减税降低小企业经营成本为基础,采取多种措施帮助、鼓励小企业保持既有员工,增雇新员工。ZF的小企业帮助措施包括“减负”与融资两个基本点。在“减负”方面,ZF全部免除小企业资本收益税,减免小企业2010年卫生保健税等。ZF还提议对小企业管理局的支持贷款取消收费并增加担保人。在融资方面,ZF努力解决小企业开办与成长所需的贷款问题,如复苏法案支持63000多项小企业贷款,向它们提供的新贷款超过260亿美元,恢复1200家银行与信用联盟对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75亿美元的联邦复兴法案合同转给小企业。ZF提议向小企业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基金,增加对它们的信用流动;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在该项基金中包括小企业信用ZF倡议,即当地方ZF预算缺口导致其减少极其重要的贷款项目时,帮助小企业和制造商增加贷款。2009年,设立历史上最大的基础研究基金,为能够研发出世界上最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提供资助。该基础研究基金已于当年投资北卡罗莱纳的公司制造高级电池,投资于加利福尼亚的企业生产太阳能面板。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 湛柏明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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