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悖论的古典理性批判2011-08-28 14:48本文作者：齐齐哈尔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宋岱

基于悖论的古典理性批判



序言——主体性迷失与古典理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其中一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这种认识便被归结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漫长的意识形态的交锋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两重内核：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主体性内核是相对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对于客观唯心主义而形成的。在黑格尔的视角下，他相信存在一个终极的历史理性，历史发展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路径，人类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玩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终结了黑格尔的这种片面的哲学认识，强调人类才是改造世界，发展世界的主体。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纠正了主观唯心主义者们的为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者强调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于杰出人物、精英分子和超自然存在的影响，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生产关系和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社会关系才是这个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以某种先验性的终极社会目标为转移，人类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人。

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对应，著述《国富论》的学者亚当·斯密，用先进于当时的经济思想完成了对古典经济学世界的统一和整合。后世的经济学家从《国富论》中抽离出了对于当时乃至现代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学概念——理性经济人——并在效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了经济学理论的庞大体系。从1776年《国富论》成书至今，主流经济学思想一直沿用着自斯密时代便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理性思考逻辑体系。基于这套逻辑体系，主流经济学家所构筑的经济哲学体系俨然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植根于资本主义世界人们思想深处的一株参天大树。任何试图从基本逻辑视角对经济人理性进行重构的思想火花，都会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一种思想异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旦一种社会事物发展到了极致，便是其由盛转衰的开始。

我们可以把从斯密时代建立起来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视作一种主体性迷失而非主体性缺位。在哲学层面，主体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黑格尔唯物主义而形成的一种哲学内核，主体性承认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类的社会活动是人类主观创造而非某种超自然的外物影响的结果。在斯密的时代，主体性无疑是斯密得以超越同时代经院哲学思想，成为经济学鼻祖的制胜法宝。在斯密时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对手是传承自古希腊的思辨哲学体系，以及建立在这种体系之上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经济学需要有一种可以破除封建社会主观唯心主义影响的理论工具出现，而斯密的《国富论》所提供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恰是那个时代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理论工具。

可见，经济学在建立之初是不缺乏主体性的，但是在长时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这种单一的资本的理性主体视角却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把这种不适应归结为一种主体性迷失。所谓主体性迷失，恰如步入新世纪以来的数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所揭示：普遍的经济危机不再是以十年为界的中周期，而经济危机的范围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以国家为单位。现代经济危机的发生是金融虚拟资本超现实发展的恶果。经济危机的频度以两到三年为限，范围影响数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今天的次贷危机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发展，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再简单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失衡，甚至一个普通操作员的失误都会导致全局性的恶性结果发生，比如“巴林的里森事件”。这些结果都从侧面表明，建立在古典理性逻辑上的斯密理性经济人逻辑体系遭遇了某种重大的理论危机。从斯密时代便稳定存在于世的经济学思想正在遭受真实世界的排异反应。所以，我们说，古典经济学发生了一种主体性迷失，而非主体性的缺位。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那个能够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从根本上释放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但却在自适应的过程中，阻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如今，对古典理性的批判已经进入经济学家思考的议事日程，但问题在于，又有什么思想能够解开统治经济学世界长达二百多年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呢。

一、对理性经济人历史进步性的辩证性思考

参看下面一组比较：



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我们既可以看到理性经济人假说相对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进步性因为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僵化影响而产生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的背离和矛盾，上表中所展示的现代社会与古典时代经济思想的差异，恰是这种差异的现实表征。

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理性经济人树立了一种主体视角的社会问题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得以摆脱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束缚——特别是经院哲学的束缚。

现代经济学公认的经济思想的研究起点在1776年《国富论》成书之后，而不是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思辨哲学时期，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其产生时间较短。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追求一个较长的历史沿革，而把自己的产生时间定在1776年之后呢？从学科的研究领域角度来考察，古希腊时代的哲人亚里士多德、色诺芬与柏拉图等人，分别对经济学中的货殖与信用、财政科学以及社会分工这些现代经济学所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即使其阐释不够全面，但从一个学科的产生角度来看，也已经足够了。

早期古希腊思辨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已经近乎完整的覆盖了理论经济学所研究的绝大多数学术领域，这种覆盖使得经济学自动成为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分支。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更是把持了经济问题研究的绝对话语权。

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建立了一种从‘经济世界参与主体’视角出发的研究手段，理性经济人使得经院哲学家所把持的经济学研究视角出现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范式变革，令经济学思想第一次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枷锁的束缚，成为了独立于普通哲学体系的经济哲学思想。所以，似乎是为了纪念这种主体性的回归，所有经济学家都尊1776年国富论的写作为经济思想的起点，而非古希腊的思辨哲学。

其二、理性经济人抓住了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矛盾的关键，帮助经济学家找准了经济学的定位。

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成功的取代了封建主义社会，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资本主义战胜封建社会的关键在于它能够解放因为长期生产关系桎梏而被压抑的社会生产能力，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消费品。

封建社会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落后与腐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能力无法容纳更多社会需求。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对商品的渴求成为了那个时代刚获解放的劳动者的共同心声。稀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斯密作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顶端，敏锐的抓住了那时社会矛盾的关键，并适时提出了最符合大众心理预期的社会目标——解决社会的稀缺性问题。

而建立在等级制度刚被打破的时代，市场关系如白纸样的清清楚楚，全知全能对于当时的市场主体几乎触手可得。此时把一个市场经济主体形容为一个掌握市场全部信息，对生活和消费充满美好预期的个体并不为过。

正是因为这样的再简单不过的社会现实，理性经济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成为了那个时代社会矛盾的解释专家、社会问题的解决者，以及未来资本主义经济蓝图的规划者。

其三、理性经济人摆脱了旧有制度框架的束缚，对研究新时代人与人的社会历史关系做出了理论贡献。

理性经济人的准确定位，使得经济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赢得了宝贵的社会信任。这种信任反过来又使得束缚于封建社会的旧有制度矛盾得到了解释乃至解决。

建立在封建时代森严等级制度上的经济关系，对于节约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具有较好的作用。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压制与唯心主义的种种意识形态相结合，却在长期里束缚了经济主体的自由发展。

经济主体的自由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封建社会晚期，乃至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生产力的桎梏确是经济主体不协调发展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因此，当资本主义第一次带来社会产品的丰富与充裕的预期时，所有还依然处于封建社会等级迷梦中的经济主体被第一时间唤醒了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并从容的抛弃了建立在旧时代等级制度下的种种不符合现代社会规范的经济枷锁。资本哲学成为了超越经济院哲学思想的新世界观，经济哲学因此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度、疆界、法则、神祗乃至自己最忠诚的臣民——所有信奉并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

正是这三方面的历史进步性，使得理性经济人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有力量的社会学假说。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成为了倒在资本逻辑之下，供养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的饵食。

然而几乎可以遵循同样的历史逻辑，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经济哲学在迷失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后，在长期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归纳起来，这些矛盾也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条：

其一、理性经济人假说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僵化影响下，产生了研究方法的主体性迷失，并对经济生活造成致命的社会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终的社会矛盾集中在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制胜封建主义等级制度的法宝是生产力的释放，但是在一个迷失了本我的经济社会中，一种生产力的释放必然带来经济发展方向的迷失。社会经济生活丧失了对投资与发展的方向感，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中短期目标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出现矛盾与问题。

在对经济生活的解释中，本应只有一个正确的声音，但却传出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等多重解释的声音，这种嘈杂的声音本身就在暗示，过去曾经成功解释过我们社会生活的那个经济学学科体系，已经丢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其二、僵化的古典视角无法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化，研究方法定位失效。

机械的维护自由竞争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机械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思想的最大的社会目标。

尽管在过去，自由竞争是生产力释放的关键，但在我们的社会中，随着社会化的深化，原有的社会矛盾已经由生产力的释放转化为有效社会组织的构建。产业化与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的建构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关键。于是，对市场不加规制的放纵反倒成为了社会矛盾的根源。

甚至连美国ZF也开始了这方面问题的反思。

其三、理性经济人指导下的社会生活成为了陈旧制度，并开始束缚经济社会的活力。

当英雄成为主宰，并开始向自己曾经解放过的人民索要比恶龙更多的利益时，传说中的主人公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

当自由成为一种信仰，当这种信仰的庙宇霸占了最好的风水宝地时，社会化将要为自己曾经最得力的助手的背叛而痛苦不已。

理性经济人的种种矛盾产生的关键在于：经济思想无法自动与时俱进。所以，在时间的洗礼下，过去的法宝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对立面，而这当然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使然。

在现实生活中，次贷危机、安然事件、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及拉美金融危机都是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经济观念的恶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不改变主流经济学看待世界的方法，我们将无法根除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正如马克思的预言——经济危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