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23,52]马克思还说过：“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23,57—58]（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显然表明，智慧因素（知识和信息等）的作用被忽略不计，不把它作为劳动交换的内容来计较！）以及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23,58]等等。
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可以知道，抽象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这样一来，只有对于简单劳动力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来说，其具体劳动所耗费的以时钟计量的具体劳动时间，在理论的分析中，无论从质的方面看，还是从量的方面看，都能直接转换为以简单劳动计量的抽象劳动时间（还必须满足马克思的另一个前提条件——供求一致）。对于其他非简单劳动力从事的具体劳动来说，其所耗费的具体劳动时间，在理论的分析中，无论从质的方面看，还是从量的方面看，显然都不能直接转换为抽象劳动时间。它的转换只能在生产者的背后由社会过程来决定——不能脱离市场交换过程！

由于人们在各个具体劳动中所付出的并不都是整齐划一的简单劳动，必须把各个具体劳动从质和量两方面转换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即抽象劳动，各种商品才能互相比较。因而在计量比较商品的价值量时，对于具体的非简单劳动都存在有一个转换为简单劳动的过程。为克服理论分析中定量转换操作的困难，马克思巧妙地使用形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思想，断然地进行了极其重要的简化处理，即前面提到的假定所研究的劳动力都只是简单劳动力，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都是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很显然，马克思在做了这样的简化处理以后，在其后所有的论述中，就可以方便地把一切具体劳动（也就是实际上都已只是简单劳动了）所耗费的具体劳动时间，自然而然地直接转换为抽象劳动时间了。因为此时各个具体劳动力都已经当作只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的简单劳动力了，而简单劳动力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所谓“平均”，即是已经不存在着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等之间的差异了，其劳动力的耗费就是简单劳动，是“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亦即是可以衡量表现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了，因而可以克服劳动时间二重性所带来的简化及换算的麻烦。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简化处理，也就勾消了人类社会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换机制来解决各种劳动向统一的衡量表现商品价值的劳动量转化的过程！马克思的这种简化处理，就使得他的理论适用性受到限制！详见[品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若干观点（1）——马克思的论述是有前提的]。可以说，今天还坚持“认为劳动耗费量是个可以用自然尺度劳动时间计量的量”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跳蚤”的观点！

但是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在主要取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辞典中，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那么，计量劳动持续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具有二重性。他们在转述马克思的观点时，就直接地把一切具体劳动所耗费的以时钟计量的具体劳动时间，想当然地当作是以简单劳动计量的抽象劳动时间了。这使许多学人由此产生了较大的误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23,52]其用意正是要澄清把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就是由生产商品具体劳动所耗费的具体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错误看法。

学术界长期以来之所以有不少人误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个别劳动时间”也是以时钟计量的具体劳动时间，把个别劳动时间的不同归结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差异共同造成的。正是在于研读《资本论》时，忽视了马克思的预先的重要的简化处理的声明。因此，我认为反复强调指出马克思的预先所作的重要的简化处理的声明是极其必要的。只有这样做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时才能取得共识。

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26（1），377]这句话肯定了三点：第一、生产科学的脑力劳动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可以表现为科学的商品价值；第二、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对生产科学的脑力劳动来说，只有一小部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得到社会承认和评价并在市场交换中表现为商品价值；第三、商品价值量是社会对生产商品所付出劳动的一种评价值，并不与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的具体劳动时间直接相关，况且根本无法用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的具体劳动时间对脑力劳动进行衡量！

许多脑力劳动者都有在睡梦中突然“灵感”闪现，从而对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你如何用“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劳动时间”衡量？或者如何衡量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等于多少“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劳动时间”？！更有许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等等他们各自为某个“改革创新”问题而日思夜想，忘寝废食！突然某天某时灵光一闪，用不了多少时间“改革创新”取得硕果！能用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的具体劳动时间计量他们的劳动量吗？！

简单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出发点，但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与失误的出发点！关于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马克思说：“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23,57—58]，它使得有人实际上简单地把体力和脑力的耗费称之为劳动，完全忽视意识与思维的作用。马克思也没有说清楚“脑的耗费”指的是什么？直到如今还有人只关注劳动的消耗性，忽视劳动的目的性（创造效用的创造性）。须知人类意识与思维是人类大脑的功能，它决定了不同的个人之间劳动能力的差别。突出意识与思维的主导能动作用，就是突出人脑（有别于动物脑）这种劳动器官的主导能动作用。智力在人的劳动能力中是起主导作用的。人类在从事具体的劳动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首先运用智力观念地产生一种方案。它既是劳动所追求的目标，又是整个劳动时间内一切活动的准绳，同时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始终要以智力的统帅与指挥，来使身体内外的各种劳动器官的活动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可以说，脱离了智力主导的单纯“人力”耗费与劳动毫不相干（而是动物性的本能活动或人力的盲目耗费）。

在理论分析中，把生产领域中起点形态的自然尺度时间转化为交换领域中终点形态的经济尺度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出可操作的方法。马克思认识到这个困难，所以他只能说：“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单劳动，……。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但是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13，19]马克思用“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这一句话来回避这一困难。马克思后来也并没有再深入“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马克思为克服理论分析中两种不同质和量的劳动之间定量转化的困难，就很自然的想把不同质的劳动在交换过程中的转化问题，简化为在生产领域中就是静止的先验的同质劳动的问题。因此，马克思虽然认为在交换过程中转化变成结果的终点形态的社会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但却在实际上又试图省去转化的过程，在理论上又试图把在交换过程中的商品价值关系，拉回到生产领域中看成是起点形态的可以观察到的静止的先验的并可以直接加以量度之物，这是马克思的一种失误。为此，马克思在理论分析中就必须设置两个极其重要的特殊前提——简单劳动和供求一致以克服转化过程的困难，但流行观点都忽视了这两个特殊的前提的作用！

马克思曾声明：“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19,412]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出发而且只研究商品，也就是从已经交换成功的劳动产品出发，这就意味着供求交换双方已经过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达到了一致，商品就是供给与需求统一的产物了。有人认为，假定供求一致就将竞争和供求因素抽象掉了，这样便于纯粹形态分析，这是一种误解。那种认为马克思在第一卷对商品价值的研究是暂时舍象了市场竞争和需求的影响是没有根据的（交换本身就意味着供给与需求必然同时出现，因此商品价值概念本身必然蕴涵着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流行观点因为没有严格区分劳动产品和商品之间的重要不同点以及供求要达到一致是必须经由交换双方博弈过程的，就不能认识到商品价值的确定其实早已经包含了供求的影响。……马克思为了能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活动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就必须设置一些前提。供求一致就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一般都承认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所研究的商品都是供求一致状态下的商品。马克思也特意的说明为什么要在供求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研究：“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做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可是，在政治经济学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25,212] 。

那么，又是用什么样的量作为劳动量尺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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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这句话，我肯定你跟makesi一样，对计量和测量知识是一张空白。

本人从事过标准计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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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告诉我单位全称？我看看你打工的公司符不符合我国曾经颁布一条关于计量的法令。

在我的[品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若干观点（6）——劳动量只是用于衡量价值量的一种尺度]一帖的藤椅中，曹先生表示：
劳动量只是用于衡量价值量的一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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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可以接受
我曾回应：谢谢关注与评论。
但这里劳动量不是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然尺度劳动时间量，而是你所正确的认为：“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以劳动时间”！不过，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事先说明，他是把简单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作为劳动量的计量基准！
怎么到了这里却说：
那么，又是用什么样的量作为劳动量尺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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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这句话，我肯定你跟makesi一样，对计量和测量知识是一张空白。
不知道曹先生年龄有多大，难道曹先生有点健忘症？！

本人曾就职于厅级ZF标准计量管理部门。

社会范围内的供求一致意味着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所有劳动产品都正好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都能转化为商品。全社会生产这些劳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就都是对社会有用的劳动，都能全部表现为商品价值。
马克思设置的第二个前提是简单劳动。马克思说：“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3,52]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是对全社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各种劳动力而言的，把全社会全部劳动力抽象为人类同一的劳动力。稍后，马克思进一步把这全社会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假定为都是简单劳动力——马克思声明：“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23,58]马克思又说：“只要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23,224]简单劳动力的社会平均劳动即简单劳动，就是简单劳动力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进行的劳动，它可以直接转化为同质的抽象劳动（因为抽象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可以直接表现为商品价值量。因此，在上述两个前提下，所有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量），一则可以全部表现为价值；二则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简单劳动量或抽象劳动量，就表现为商品的价值量。这样，马克思就将生产领域中的起点形态的个人劳动耗费与交换过程中的终点形态的抽象劳动人为统一在一起了，模糊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也就勾消了人类社会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换机制来解决各种劳动向统一的衡量表现商品价值的劳动量转化的过程！

马克思早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提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争学说中解决。”（13，52）
而且，马克思也确实通过自己的竞争学说（主要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相关内容）论证了“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恩格斯，21下，215）

所以，你所谓的马克思“将生产领域中的起点形态的个人劳动耗费与交换过程中的终点形态的抽象劳动人为统一在一起了，模糊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也就勾消了人类社会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换机制来解决各种劳动向统一的衡量表现商品价值的劳动量转化的过程！”再一次证明你根本不懂马克思。

当年马克思为了理论上研究简便起见，在《资本论》中总是假定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工人从事的是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这样，可以克服劳动二重性所带来的换算的麻烦。人们因为忽视了这个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就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劳动和简单劳动已经是同义语的关系——全社会的简单劳动的社会平均还是简单劳动！才会不区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无条件地误以为现实中各个生产部门内的各个别具体劳动所耗费的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的具体劳动时间，经过加权平均后就会发生质变而转化为以简单劳动计量的经济尺度的抽象劳动时间了。由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劳动强度都不相同。显然他们从事的就并不都是同质的劳动，因而可以认为他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都只能是具有自然尺度劳动时间的性质，其直接加权平均的结果，显然不可能发生质变而具有经济尺度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或者说，它和马克思的简单劳动的社会平均劳动完全是两回事，是不能用于表现商品的社会价值的。

有马派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从某种假设的前提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大量的、基本的事实出发，而且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等。这种认识是不确切的。马克思的理论对客观存在的大量的、基本的事实还是有所取舍并有重要的疏漏。例如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就疏漏了将来时态的劳动，特别是将来时态的冻结状态的社会性潜劳动；[郑怡然：应将“潜劳动”概念引入劳动价值论中[J]，长白学刊，2006，（1）。76—79。]他的研究对象也只局限于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产品），他明确的说：“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23,54]即他不研究对社会无效用劳动（产品），这在实际上就形成了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供求一致，因为只有供求一致，所有的劳动才都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即它“是以存在着对产品的需要为前提的”[46（上）,390]。还有，简单劳动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等等。[郑怡然：简单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出发点[J]。晋阳学刊，1997，（2）。46—49。]马克思为什么一直到《资本论》第三卷论述价值转形理论时还使用各部门的活劳动的剩余价值率是相同的这一假定，因为马克思一直假定全社会都是使用简单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个前提），而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功能是一样的，而如果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不一样，价值转形就不必要了！……。因此，怎么能够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从某种假设的前提出发？在上述一些局限性极大的前提下得出的抽象原理，无论怎样上升到具体，总是会远远地偏离现实。马派经济学者在理解和转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都忽视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有上述两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供求一致和简单劳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前提）的，都忽视了这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建立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及其理论狭小的适用的经济发展阶段——马克思实际上有适用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种本质不同的劳动价值论，因而出现了许多误解和曲解——把马克思在重要的特殊的前提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当成是普遍适用的原理加以扩大化和一般化，并浅化为活劳动耗费价值论（其实，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般化应正确解读为有效劳动价值论[郑怡然：有效劳动价值论[J]。江汉论坛，2000，（2）。5—8。]）。

马派把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解释成只是生产同一劳动产品的部门内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等都不相同的各个别劳动者的不同质和量的个人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的（加权）平均值，这是很大的误解与曲解。具体的自然尺度时间与抽象的经济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是“化为”的关系。“]化为”的本质是将不同质的量转化为同质的量，而求平均值的前提则必须是同质的量。马派的这种认识有下面几个问题：（1）马克思在定义中是为现实中不同质的形形色色的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设定一个互相比较标准，即在统一的标准的主、客观条件下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劳动时间），这也就是经济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有偏离这两个统一标准条件下的劳动时间，都要转化为统一标准条件下的劳动时间，即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尺度的劳动时间，这样才能成为表现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马派则把马克思所说的“化为”误解为求平均值。平均值只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概念，并不一定就表示有某一个客观的具体的存在。例如，一个16岁的少年和84岁的老爷爷的平均年龄为50岁，这并不表明16岁的少年通过平均化就成长为五十知天命的成人，而84岁的老翁也通过平均化会还老还童为五十知天命的成人。平均值只是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马派把自然尺度时间的平均值看成是客观事物存在、发展的真实过程，变成了说明事物本质的原因和依据，这是错误的。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只是部门内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者所耗费的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自然尺度时间的平均值（加权）的概念，那更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全社会所有的不同商品就有性质各自不同的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的加权平均值。这些不同质的自然尺度时间的平均值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而马克思意义的表现为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是经济尺度的对全社会所有的商品都是同质的简单劳动时间。（2）马派对马克思的制造全社会任何一个使用价值都适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说法误解为局限在对同一生产部门的同一使用价值的范围内，这种误解与中文翻译有关：姜启渭先生在《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 ——重审译文引发的思考》[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 ——重审译文引发的思考”，《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的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译法不准确，它并不是只针对某一种单位商品而言的，而是针对社会上所有种类的单位商品而言的，应该是郭大力、王亚南译作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才是对的。只有这样，各种商品的交换才能用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来说明。（3）马派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的一段话：“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23,52]。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是对全社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各种劳动力而言的。如果说马克思的说法中含有平均意思的话，那也仅仅是对全社会的劳动力的平均，指的是指简单劳动力；而“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可以勉强理解为是指现有社会的平均生产条件（各种商品的生产条件其实是无法平均的！）；而具体劳动时间则与劳动力性质及生产条件两者都有关，是两者综合的效应。在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根本没有说到它们的综合效应的劳动时间也要平均。而马派所说的同一生产部门生产者可以是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等都不相同的劳动力，同一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平均是不可能具有全社会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即简单劳动力的性质的。他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也不会具有经济尺度的性质的；

若把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为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则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就只能应用于大规模重复性生产的商品，对于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商品是不适用的。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了。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经济尺度的简单劳动时间，是普遍适用的，对于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商品也是适用的，只是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平均劳动时间。马派所说的各种商品的自然尺度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既不表现为价值，也不决定或形成价格，它既不属于价值、也不属于价格范畴。

其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必要的概念！特别是非实物劳动产品或劳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吗？有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尺度的抽象劳动时间就可以了！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和商品价值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各方，到目前为止，大多都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可以计算的量，双方都举出各种计算实例来批驳对方或证实己方的观点。殊不知当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理论上说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时，并不等于他就认为在实践中能够人为地从劳动生产出发来计算商品价值量。表现为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都是不能计算的，这一点恩格斯做了透彻的说明：“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这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50马克，那么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认，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以社会的方式计量的，而且是被看作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像通常用劳动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换为中介来进行的，是相对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劳动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20,332]恩格斯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认为价值相等的不同商品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是倒推出来的，是先有客观存在的讨价还价的商品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商品才有了价值表现，然后再倒推出其包含的终点形态的社会劳动相等，而不是根据起点形态的所谓劳动持续时间来直接决定商品价值的。恩格斯特别指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能用确定的劳动小时表现出来的。它只是说在理论上是一种一定和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对全部各种商品的需求量有关的、客观存在的某一量值（状态量），它是用简单劳动来统一表示各种单位商品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它只能在生产者的背后由社会过程相对地决定，即它是只能用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千百万人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已经把供给、需求、科学技术、生产力等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经济尺度的“劳动时间”。它绝不是现实的、具体的、起点形态的劳动持续时间。它揭示了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就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作商品交换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

即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进行计算，马派首先也都没有强调马克思的供求一致这一重要前提（即所有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可以表现为商品价值），就错误地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可以用生产领域中的起点形态的个人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持续时间进行计算的。其次，在实际计算时，他们都没有把各种复杂程度等等不同的个人劳动事先化为简单劳动（目前还不可能事先进行这样的转化，它只能在社会过程中进行）。流行的经济学书刊杂志在讲解和举例说明如何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他们并没有把各个不同质的个别劳动事先都转化为同质的简单劳动，然后再去求（加权）平均值，因而并不是同质的简单劳动的平均。直接进行（加权）平均的结果是无经济学意义的，是不可能发生质变而成为抽象劳动（简单劳动）性质的。这点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新议》[郑怡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新议[J]。江汉论坛，1998，（4）。14—16。]及《再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郑怡然：再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J]。江汉论坛，2001，（4）。10—12。]的文章中，已经从劳动时间的质与量的两方面的规定性上加以阐述——通常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各个别劳动时间的关系是折算或转化的关系。上述流行观点都是无条件地把现实中的社会平均劳动，甚至只是行业内的平均劳动，错误地当作就是简单劳动，就是抽象劳动，这是和马克思的论述有本质的不同。流行的书刊杂志所计算得出的社会平均劳动决不代表简单劳动，它只是熟练（复杂）程度等等都不相同的不同质的各种个人劳动耗费名义上的平均，就好比是三匹马加上两头牛之和的平均，并无实在意义。

在商品经济产生的初级阶段，社会似乎能够像流行观点所理解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使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即社会中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等也都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问题，就会成为一个难以人为解决的难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商品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