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1月02日 | 原始出处：《中国企业家》 | 已阅 399 次 【原文地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维迎

　　我们看一下2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20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诞生了，包括联想、海尔、万科、科健、科龙、正泰、德力西等等。2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多美元。原因何在？简单的答案是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利用。经济学家研究已经证明富国与穷国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才能可以用到很多方面。我们把一个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分为三类来看看：第一类是最高能力者呆在政府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做企业家，中间能力者当生产工人；第二类是高能力者当官员，中能力者当企业家，低能力者当生产工人；第三类是高能力者当企业家，中能力者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是生产工人。拉丁美洲国家大体是第二类，西方发达国家处在第三类，中国最大的转变是从第一类的分配向第三类分配的转变。

　　如果更高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门，中间低能力的人来创造价值，说明这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非常缓慢，大部分人都在进行财富分配，由此为止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完了。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所以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活动的时候，这个国家经济才会高速增长。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简单地说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最有才能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去了，所以2000 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重仕轻商，造成商场的封闭，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18世纪之后思想和产业都非常开放，所以出现了工业革命。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原因是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了错误的配置，这样的配置对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接下来我们看26年来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自由。改革开放带来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在这段历史改变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呢？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这就带来了好多的麻烦。我们今天说创造价值和寻租搅和在一块，企业家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官僚企业家的形象。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另外更重要的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就要到政府去审批，这是行政手段带来的垄断。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会全员寻租，企业领导人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寻租，中国的银行有 25000亿坏账也是因为寻租，所以说最大的寻租是在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里。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对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如果没有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

　　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企业家大量的能力就会花在分配财富上，这时候我们的地基就会不稳，地基不稳是够不着天花板的，更不要说突破天花板。如果永远是三等国民，那永远是民族的悲哀。

附和的人自然不少。也有不同观点：

张维迎的观念存在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于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人力资源的配置是市场来决定； 其次，对人力资源的分类本身就是错误的，我认为和种族歧视没有什么区别，经济发展或企业发展，就象一部机器，确了谁都不行，一部汽车，你说发动机重要，缺了一个轮子，你能开！ 再次，张先生口中的企业家，如果以美国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我想，中国还没有几个真正的企业家，中国目前所谓的企业家，就象张先生一样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家” 从我在企业的经历看（我在中国较大有名的企业做过，也在上市的民营企业工作过），中国的企业成长起来大多数都是走歪门邪道，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中国的企业有几个能公布其真实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状况！ 张先生站着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资源（北京大学）又有房子、车子、票子，不好好研究学问，多在世界重要经济学期刊发文章，却整天和新闻记者在一起，频频现身媒体电台网络，真是沽名钓誉！ 老是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只能说明是不务正业，你的工作是管好大学、教好学生、做好学问、写好文章，对得起你的工资和身份！！

根据张文之“大胆假设”，人的能力分高、中、低三等；能力决定分工，“高能力”的企业家是经济增长之源泉。张先生藉其负笈文明国度的深厚智识，将人分高、中、低能三等，并演义出社会人力资源最优配置方案是“高能力者当企业家，中能力者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是生产工人”。

请问张先生，你陕西吴堡的父老乡亲、乃至举国民众各为几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使得人民翻身做主人，阁下的国民能力划分说不准会成为指引吾国富强吾民致富的最高指示，没准还会拿个诺奖回来了却国人的心结。既已放出经国济世的高论，还希望您老人家再划定个能力鉴别标准，各就其位，以利于我国现代化事业早日成就。

请问张先生，人的能力是与生俱来，还是入行后变得愈专业？海尔、国美、万科的老总生来就具经营家电、房产高能力？张先生生来就是学术的种子、校长助理的苗子？张先生在北京混迹也有年头了，该不会不知道京腔“练摊儿”意思吧。

再者，张先生本人是何等能力的人才——高能、中能或低能乎？张先生言必称国立北大教授、校长助理，光华管院院长，每每挟诺奖得主弟子之威名，倚“大胆假设”之勇气，只言片语就赚个盆满钵满，票子、房子、车子通吃，至少也是个持洞见、操正业的不上不下高中能人士。

相反，按照斯密的观点，人们在创造财富时表现出的熟练技巧和判断能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以后，如果你还是吊儿郎当、不专业化，分工就会通过竞争性市场来协调，淘汰低能企业家和弱智ⅹⅹ学家。当然，如果是垄断或国立的格局，骗子就会通行于世，甚至演出个“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给人一种世无英雄之感。

因此，张先生似乎应将大言“小心求证”给列位见识见识，也不枉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头，否则有浪得虚名、沽名钓誉、不务正业、误人子弟之嫌，一旦市场行使权力，只配做个“高能力”的转轨企业家而非不三不四的转轨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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