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又临多事之秋。

　　美债评级下调，欧元去留成疑，令二次探底之忧阴霾再起。

　　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协作，度过当前的波动，又如何通过深度的结构性调整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复苏，成为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此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将迎来怎样的新货币体系图景，亦为全球经济学界所热议。

　　今次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新任IMF副总裁朱民先生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与记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双重位移，即增长中心的位移和经济重心的位移，这给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欧洲财政一体化的速度，美国再实业化的走向，新兴经济体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的安排，将共同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规避二次探底之途

　　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对于全球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朱民的看法相对乐观。在他看来，欧洲的财政集中正在发生，而欧洲市场的统一将创造新的增长空间；美国的再实业化将以高科技产业为引领，但需协调创新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业的整体生产率。

　　《财经》：您认为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从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来看，人们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再实业化，还是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都困难重重，而新兴经济体真正地成为增长引擎，还要假以时日。在您看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点，或者复苏点在哪里？

　　朱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的争议也很多，不同观点也很多，很多人也认为现在有危机。比如说，马丁·菲尔斯坦说危机超过50％，萨默斯说美国有日本化的风险，会面临失去的十年。

　　我是用基本的定义，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被称为经济衰退。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很难发生，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整体还是没有受到大的结构性的冲击，跟2008年比，还是很不一样。而且新兴经济整体还是很强劲。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不会发生二次探底那么大剧烈的下跌，但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低增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变数，会有很多调整，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ZF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措施，世界经济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它可能会走向下滑，也可能走向一个好的增长，究竟这个过程怎么走，这不是很明确。不确定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更多是跟政策有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面临相对比较低速的增长。

　　由此，政策就变得特别重要。从刚才谈到的几个方面来说，欧洲面临的情况是：欧洲的财政集中实际已经在发生，比如说推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EFSF本身是个财政机制，如果7月21日欧盟峰会上关于扩大EFSF资金规模和能力范围的决定能够尽快实施和通过，欧盟的财政集中就向前走了一大步。同时，欧央行行长特里谢提出设立欧洲的财长。

　　在我看来，欧洲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财政，而是欧洲市场的统一远远落后于货币的统一。货币统一以后，欧元区的金融统一快于市场统一。

　　那么对于欧洲，如果市场进一步统一的话，所产生的增长空间还是蛮大的。欧洲现在有160种专业人才很难流动，欧洲的贸易发展了，但是零售贸易要发展还是很难，中小企业的流动还是不容易，包括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现在还是门槛很多，各地监管的系统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市场统一起来，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当然现在整个市场的统一也已提出，这要有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财经》：那美国呢，您如何看待美国再实业化的前景？

　　朱民：美国从复苏到振兴不一定是再实业化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今天是处于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去年，第一次出现了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用GDP衡量，各47.8％，等于是一半一半了，这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这一半一半会产生全球结构的变化，包括对于资源需求和金融结构的变化，以及贸易变化，等等。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的全球再布局发展很快。最近科技的变化特别大，人工智能的变化使得机器人的发展很快，而且机器人的特征是一次性投资成本很高，但是维持成本变得很低。如果广义上使用机器人很普遍的话，制造业就不仅是停留在新兴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很明显地朝高科技的制造业、通信手段、高尖端的仪表、生化技术发展等方向走得很快。

　　眼下发达国家在把重化工和设备制造向新兴经济下移，而新兴经济把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像耐克鞋，五年前还在中国生产，现在在印度、泰国和越南生产，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说美国的再实业化，其实有很多新的内涵，我觉得是在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新的人工智能引起的制造业便捷化发展，这是全球一个新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与此同时，转向可持续增长；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这个改革。

　　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当然这两件事都不容易。

　　《财经》：高科技发展肯定带动美国整体经济的向好，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产生无就业的增长？

　　朱民：这个问题比较大。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Susan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关于创新和就业的关系：机器人可以解决制造业的配置问题，但就业怎么走，现在看来还要研究。比如在美国过去的15年里，它增长了2700万的就业，这个增长就很有意思，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业增长很少，但价值增长很多。非贸易部门，比如ZF和卫生、保健医疗部门，就业增长了40％，但是它的增加值很少。所以这就造成了人均收入增加值不一样，收入差距拉大都与此有关。

　　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增长是一个概念，就业是另外一个概念。怎么样推进就业，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今后推进服务业很重要，但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变得很重要。

　　《财经》：我们感觉，服务业贫富差距太大，含金量分布不均，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获利特别多，低端服务业则特别少。

　　朱民：对。因此要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这确实是新的挑战，怎么走？我觉得要包括通信的全部移动化以及一系列新的变化，要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推动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过去的15年中，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制造、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多，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够。所以就业问题，也是扩大服务业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面临的新情况。

　　《财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相对贫穷和弱势的群体如何搭上高科技这班车，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朱民：教育。在结构性变革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是教育，教育不上去，人力资本就上不去。美国在50年前很成功的一点是，战后迅速把劳动力培养成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后来成了中产阶级。怎么做到的？通过教育。当时美国所有人高中毕业，但是现在高中毕业已经不够了，现在提高到更普及的大学教育，所以整个的就业是和教育连在一起的。

　　平衡IMF三角色

　　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收支平衡）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IMF仅仅作为G7汇率政策监管者和新兴经济体最后贷款人存在已远远不够，人们对IMF作为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监管者和宏观政策协调者这三重角色的期待，表明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如何协调因各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和复苏进程不同而导致的宏观政策错位，如何引导全球资本合理流动，如何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日益紧迫的命题。

　　《财经》：刚才您谈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政策很重要。那么从IMF的角度，它一直是希望扮演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的监管者和宏观政策的协调者这三个角色，在您看来，在我们目前面临长期结构调整的前提下，IMF会怎样来平衡这三个角色？

　　朱民：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结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是IMF关注的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来关注支付表，关注外部平衡，关注汇率，这些历来是IMF的长项。但现在的发展变化使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只关注外部的BOP，balance of payment（支付平衡），已没有办法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所以，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IMF开始在这个方向上投入很多努力。

　　IMF本身的mandate（授权），主要的任务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面临结构的调整，如果社会有问题，那么结构不稳定，宏观还是不稳定。我们面临的现状对基金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章程让不让你做，更多的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们已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财经》：刚才我们提到IMF的角色之一是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但是IMF自身存在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因此有声音提议赋予IMF更大的财权，以实施比当年“石油贷款”和“补充贷款” 更激进的“债务贷款”，允许IMF从盈余国家借入大量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主权国家提供解决本国债务问题的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提议？

　　朱民：全球的流动性到现在为止还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IMF承担责任给遭受危机的会员国成员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是对的。同时，IMF也在讨论增加产品灵活性，以便在危机到来时，能更快、更有效地支持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把IMF从危机后的救助移到危机前的预防，这是很大的变化。

　　但是流动性的支持是个广义概念，特别是预防性的，这个究竟怎么定义？整个流动性的规模可以做到多大？这个讨论很多，现在讨论总的方向还是主张基金不断扩大它的资源，所以危机以来，它的额度在扩大，它的整个资源在扩大。这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要看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在已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供全球的流动性，还是不够的，所以这涉及到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财经》：目前债务危机的深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的节奏？

　　朱民：债务危机是监管改革方面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本身并不在监管之内，但是它的恶化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货币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从未停止，因为它和现在的危机情况密切相关，是克服危机重要的一个方面。归根结底，维持全球经济基本稳定，是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一致的。

　　《财经》：刚才提到全球的流动性，也包括扩大IMF本身的流动性。那人们也担心，本身欧美的流动性是过剩的，而且又有新一轮的量化放松，只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陷入流动性陷阱，而这些钱又流入新兴经济体，如果新兴经济体以债务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再把这个流动性投放过去，会不会加剧全球的不平衡？

　　朱民：因为整个欧洲的危机对全球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维护欧洲的经济稳定很重要。由于有全球影响所以希望由全球共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要来共同努力，协调解决。

　　流动性是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短期来看，银行的潜在危机是欧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所以流动性很受关注。但欧洲面临的是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力量联手解决，而购买欧债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如果只有流动性，而没有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还是不成立。所以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流动性救助与来自主权国家的结构改革相结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