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收入分配真正被当做话题在公开场合讨论时，收入分配或许就应按人们所期望的方向改变。而当金融业成为贫富差距最显著的矛盾表现时，收入分配改革或许就应从金融业开始。

美国，这个曾经因金融业自由的书写了无数金融传奇的国家，也在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面前，开始重新认识金融业在整个国家的位置。上周，近千美国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这场由网上发起，名为“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旨在表达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不满，全球74个城市也会有人示威响应。抗议者的标语写的是：“打倒银行”，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在讨伐金融业过度收入的背后，应该看到，或许现在是全球或者那些金融大国们考虑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平衡关系的时候了。或者被金融业打破的社会公平和均衡，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美国20世纪20年代“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是从铁路、制造业、煤炭等开采业发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菲力克和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亨利•福特。而现在，福布斯2011美国400富豪榜上，前20名中，对冲基金占据两家，乔治•索罗斯位列第七，约翰•鲍尔森位列第十七。与此同时，金融业的收入大大超过其他行业，所谓的精英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金融业的发展打破了过去收入分配模式。

中国的金融业改革遵循的市场化轨迹，1979年以来的改革进程使中国金融体制逐步具有了市场化特征，尤其是1998年和1999年在银行商业化改革、金融市场的拓展、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改革以及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市场化调控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使中国的金融体制初步形成市场化框架。随后，2006年金融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方案也受金融界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的讨论日渐增多。与一系类的改革相伴的是，中国金融业收入无论是增幅还是人均收入已经远远高过同期的其他行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金融业收入与其他行业的不平衡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矛盾的热点。

再来反观“镀金时代”，当时的底薪工人人数也是大大超过精英者，为什么却没有发生要求“劫富济贫”的**呢？原因就是：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使住廉价公寓也有室内卫生管道和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出现。社会基本的公平和保证让那些低收入者认为，贫困和不公是在可容忍范围内的，也就避免了大规模的阶层对抗。所以，税收和福利是社会收入分配调节的两项必备条件。奥巴马ZF推进的金融改革方案就是循着这两条线索进行的。

制造业出现转移和份额下降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从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来看，在大多数企业依靠银行贷款和相关ZF政策的情况下，眼前的情况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警告：大量贷款批给了国有企业，ZF扶持产业集中于国企范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指责多数转向了垄断企业和金融业。

如果从税收和福利来看，更加明显，普通百姓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情况下承受着高税收，而在社会公共福利推进缓慢的情况下，国企和银行业员工的福利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应该首先从金融业开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税收，同时大力提高公众的社会福利水平。

但中国的福利制度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农村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了，但是更多的农村人口成了进城务工人员，有的甚至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仍然不在医保范围内。税收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劫富济贫”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安抚作用。对于收入差距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要保证大多数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所谓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收入分配的公平最主要的是不要让低收入者太多失望。但是现在，失望的人在增多。所以，税收改革不妨从金融业开始，包括个税和企业税。现在是ZF拿出用勇气的时候，税收改革不能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