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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1
中国争议弗里德曼“遗产”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陈旭敏
2006年11月21日 星期二

痛、哀悼,除了这些,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表示对一代宗师弗里德曼驾鹤西去的尊敬?

无需其他,或许中国现在所做的就可以让弗老含笑九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中国继续延承!在目前全球中央银行纷纷采用利率、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背景下,中国算是遗世独行。

作为弗老的重要“遗产”之一,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在中国已逾十年。1993年,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美联储不再将包括M2在内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而正是此时,中国则小心翼翼地从美国接过弗老的火炬,首次向全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并从1996年正式确定将货币供应量定为货币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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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近年来在中国已经开始受到置疑,有数据证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其可控性、可测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关联度,或许已经偏离中国预期目标甚远:事实上,从1996年中国正式确定M1做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做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值几乎没有实现过。

今年的经济数据,再次将这种置疑推到风口浪尖:截至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1%,偏离年初定下的目标一个多百分点;与该项指标偏离相对应的是,贷款规模同比多增2.78亿,比年初预定全年目标多出0.28亿元。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不是中国央行下半年“急刹车”,M2和贷款的增长肯定会失控,事实上,上半年,中国的M2增长多在19%左右运行。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10.7%,其中三季度为10.4%,而根据分析师预测全年可达10.6%左右,这远远偏离了今年年初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的8%增长目标。

导致中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失灵的原因复杂,一方面,目前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完全依赖国际收支顺差,中国央行的公开市场多是防御性操作,对基础货币投放难以完全主动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还处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和公众对货币需求的变化,使货币乘数很不稳定。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西方国家已遭抛弃。虽然货币供应量在抑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恶性通胀功不可没、而且此后弗老对其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前提条件有所修正,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各主要国家纷纷解除资本流动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以及各种支付工具出现,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和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随之弱化,并纷纷退出各国中央银行的舞台。

不过,让弗老安慰的是,中国短期内还难以改变货币供应量的中介目标。在目前国际收支顺差居高不下、汇率难以大幅浮动的情况下,短期内,外汇占款仍将成为中国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渠道,中国央行仍将被动地回笼货币,而很难主动地盯住利率或通货目标。

事实上,早在2003年左右,中国国际顺差还较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一些官员一度放出口风,将公开市场目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转向利率,但是此后,随着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高歌猛进,这种语调也已经消声匿迹。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探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中介目标的更替也是顺应自然,但是,无论今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目标,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货币传导机制顺畅,都可以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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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1 14:41:00
一代宗师弗里德曼(中)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2006年11月21日 星期二

里德曼在剑桥

我初遇弗里德曼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读二年级,他则在这里担任客座教授。不幸的是,我不得不与另外一位学生分享他的指导,而那位学生很容易就会把他引入一般的政治谈话之中。有一天,弗里德曼来得很早,开始阅读桌上放着的一本《费边论文集》(Fabian Essays)中萧伯纳(Bernard Shaw)的文章。他说道:“开头几页有三处错误。”他指的是萧伯纳对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误解。萧伯纳以为,自己能够在这一领域为读书没他多的费边社同僚提供一些指导。

尽管弗里德曼极富魅力,但我也从他那里遭到了平生最大的奚落。他向我提及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后来的美联储(Fed)主席)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称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实际上是一位出色的总统。我对此表示惊讶,弗里德曼回答道:“首先,伯恩斯更了解艾森豪威尔。其次,就算了解程度相同,我还是更愿意接受他的观点,而不是你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更知名的是对浮动汇率的提倡,而不是货币主义。当时市场普遍对美元短缺的假象感到担忧,而弗里德曼认为,这完全是由于欧洲和其它地方的汇率过高。“的确,”他会说,“英国缺少美元——这就和每个美国公民都缺少美元一模一样。”他笑到了最后,因为在短短几年内,美元短缺的假象就变成了同样神秘的美元过剩。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弗里德曼在剑桥经济系(Cambridge Economics Faculty)期间,一直被恶意排挤在许多学术生活之外。例如,当时有一个讨论资本理论的名称怪异的“秘密研讨会”。本来,如果让弗里德曼来解决一些数学难题,揭示本质,可以为这个研讨会提供极大的帮助,但是他却被排斥在外。

最让弗里德曼寒心的,是经济系中某些与他持有相同理论观点的人的狭隘态度。已故教授丹尼斯•罗伯逊爵士(Professor Sir Denis Robertson)就是其中之一。罗伯逊爵士始终对凯恩斯持保留意见,而且倡导直到几十年后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零通胀政策。但是让弗里德曼震惊的是,罗伯逊爵士为“郡县农业委员会”(County Agricultural Committee)的权力进行了积极辩护,认为它们有权踢开它们认为效率低下的农民。于是,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对英国经济学创立者的崇敬之情平添了几分困惑,对如此多当代英国人打算维护的观点感到费解。

“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与货币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弗里德曼主要致力于对经济学观点进行经验主义验证。他的主要成就是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这是在他1974年荣获诺贝尔奖时提及得最多的一部著作。他的调查起因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数据似乎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率也会增加。但是,时间序列(time series)数据显示,长期储蓄率的变动要小得多。对这个谜题的解释是,支出和储蓄决策取决于人们对自己长期(“永久”)收入的看法;人们往往不会根据短暂的收入变化对支出和储蓄进行调整。

这些发现至少包含弗里德曼推崇的两层含意。一个是,资本主义最终不会因为消费不足而出现停滞不前的长期趋势。另一个是,财政微调会非常困难,因为消费者会忽略政府预算收紧或放宽导致的暂时性可支配收入变化。的确,英国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1994年的增税措施没有产生人们广泛预期的衰退后果,这正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在融合理论与数据方面如此彻底而又令人信服,说服了许多不赞同其政治含义的经济学家。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弗里德曼才发展出货币主义学说,并因此一举成名。他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公众持有这种资产的意愿取决于收入水平、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如果货币供应增加,那么最初的效果将会是提高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但最终的结果将是或多或少地按比例提高价格。这就是著名的“长期、多变的滞后” (Long and Variable Lags):一般情况下,需要9个月才会对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再过9个月,对价格的主要影响才会体现出来。这些时间周期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嘲笑,但它们并非弗里德曼的核心思想。

反货币主义者通常的反应是,货币供应会对薪资膨胀或政府赤字等事件做出被动调整。尽管虽然这种现象有时会出现,但弗里德曼需要确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货币扮演着活性剂的角色,无论原因是黄金流入、官方放松货币政策,还是试图维持某一特定的汇率等。

货币历史和货币主义

弗里德曼曾在一本书中力求全面展现货币的积极作用,那就是《美国货币史,1867年至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该书由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于1963年出版。这是弗里德曼的技巧之一,他总能为某项具体的工作找到一位恰当的合作者。《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的一项杰作。书中几乎没有公式,即便是对书中提出的学说持反对观点、或是对其漠不关心的人,将本书作为历史书来研读,也会为他们带来愉悦,并从中受益。本书符合弗里德曼的一贯特点,其本意是如实记录美国的货币供应历史,结果却找到了如此之多的问题,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新材料,其较大的篇幅本身就多多少少说明了这一点。

这两位作者后来采用了基于方程式的更正式的方法进行研究,关注于周期平均值,并涵盖了英国的数据,但却没有那么成功。两位作者遇到了诸多障碍,研究结果直到1982年才出炉;他们自己也承认,实在不值得付出这么多努力。他们尤其后悔花时间对英国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没有为他们带来多少新的突破。围绕这本新著作的学术辩论又过了近10年才展开,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反撒切尔(Thatcher)势力试图将弗里德曼批评者的分析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总有一天,内情将会曝光。

弗里德曼做出的政策结论是其著名的货币供应政策:年复一年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他承认,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从货币主义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但是,随着金融资产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对货币的不同定义,几乎所有的货币主义策略都遭遇了困境。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货币主义学家指责美联储(Fed)政策过紧,压制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其它货币主义学家则批评美联储扩张过快。

弗里德曼本人有时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无论一家央行做什么,都是错的。若想得到他的青睐,央行不仅要追求货币目标,而且在追求目标时还要采用一种名为货币基础控制(monetary base control)的特殊方式;当美联储1979年至1982年期间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时,外界谴责它把作用机制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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