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们觉得最好的创业时期似乎是改革初期，即198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旧框框已经被打破，新框框还未建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无框框的真空地带。正是这个真空地带使中国的创业处于最好状态。以后，框框渐渐多了起来，于是，创业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约束。

如果政府的构建理性不懂得利用与引导自发秩序，并以自发秩序为基础，那必定是一种坏事情。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好像着重注重的是技术方面的变革，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变革。现在中国技术变革方面已经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政治方面的变革是必需的。诚然，在一个信息高度分散的空间之内，“自发秩序”存在着优势，但是，在某些小范围之内，由于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有限，“自发秩序”也未必就比“建构理性”优越。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好像着重注重的是技术方面的变革，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变革。现在中国技术变革方面已经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政治方面的变革是必需的。诚然，在一个信息高度分散的空间之内，“自发秩序”存在着优势，但是，在某些小范围之内，由于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有限，“自发秩序”也未必就比“建构理性”优越。

技术变革的决策比较容易制定。我还记得在我读大学的80年代，就有教授提出了政治改革问题。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如果立即着手政治变革，我很担心政局问题，担心画虎变犬。

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来实现某种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既可以坚持现今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可以充分发展民主制度。比如我们可以从现在的香港模式中得到启示。香港模式是由香港人（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选出特首人选，然后由中央任命。一个是民间选举，另外一个是中央依据这个选举来任命。它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中央要求人民自己找出自己认为满意的人，然后再由中央点头同意。这样就构建了一个比较妥当的新政治体制。

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来实现某种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既可以坚持现今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可以充分发展民主制度。比如我们可以从现在的香港模式中得到启示。香港模式是由香港人（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选出特首人选，然后由中央任命。一个是民间选举，另外一个是中央依据这个选举来任命。它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中央要求人民自己找出自己认为满意的人，然后再由中央点头同意。这样就构建了一个比较妥当的新政治体制。

从台湾的情况来看,恐怕全民选举仍然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制度来说，党内和人大领导从形式和法律来说，也是选举产生。问题是，如果候选人不是社会知名人士，群众对他也不会了解，即使进行海报宣传，群众也难以信任。因而，选来选去大部分还是干部，少数是社区工作者。有时候被选上的同志如果成了既得利益者，与官场建立了一定的人际关系，也不一定真正会为群众说话。实际上，没有在领导岗位上从事多年工作的，也比较难说明他是群众满意的。在低职位上，群众满意，地位变了，其一些行为可能群众又不满意了。我个人感觉，可能目前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工作还是想尽办法，尽可能解决一些社会矛盾。选举机制同时也需要从各个角度做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到时候争取尽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希望不要流于形式。

中国现在的政坛是缺少一个第三方的监督机制，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不能形成制约机制，而且客观而言，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另一个成型的政治集团。如果有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现在的执政党形成一个权力制衡，或许情况可以有所改观，可以改变政治市场的供给，也能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有效的推进宪法等正式制度的实行，在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时候，非正式制度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选举的实质并不在于选到“好人”，而是在于通过选举使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了一种制约作用。
在行政权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放开社会竞选，而执政权仍然在中G手中。这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妥当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