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经济学”的翻译与阐释
李华芳 RenaissanceTeam.Org

叶航师提出了一个问题，neuroeconomics，应该怎么译？这个问题我原来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只是接受汪丁丁师的翻译：神经元经济学。唐孝威院士也批评过我在一次会议上的翻译，但没有促使我深究其翻译在中文语境中的深义，当然也没有仔细考量这个词语在中文写作的经济学语境中是否恰当。

此次《经济研究》的匿名审稿意见评论叶师等人的文章认为：neuroeconomics 应当直译为“神经经济学”，而非神经元经济学。作者仅在哲学上有自己的看法，并未在世界上作出主导的贡献，就不应擅改学科名称，否则无法与国际对话。（匿名审稿意见不能作为正式引用材料，不过当成一个引子应该是可以的：http://chinayehang.blog.sohu.com/20934033.html）叶师的回应很有意思，为“神经元经济学”这个译名找恰当性，以证明这个翻译的合理性（http://chinayehang.blog.sohu.com/21447057.html）。在比较neuro-这个前缀和neuron的不同含义，联系与区别之后，叶师认为：“事实上，狭义的神经，即“神经纤维”就是“神经元”的“轴突”。而广义的神经，包括大脑、脊椎和神经纤维，其主要组成也是“神经元”。neuroeconomics所研究的主要是经济活动（包括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的脑机理。而现代神经科学认为，人脑的功能事实上就是“神经元”的功能。据此，我们把 neuroeconomics翻译成“神经元经济学”。”

而根据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oxford,1990年第8版）第797页对neuro-的解释：a nerve or the nerves。而neuron的解释是a specialized cell transmitting nerve impulses; a never-cell。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euro-与neuron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不可混为一说。Neuroeconomics不仅仅是强调nerve cell还包括一整套系统。就相当于斯密在“语言笔记”中揭示的，经济学与语言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并不仅仅看到个体（字词音）还看到规则（语音规则与语法规则）。Neuroeconomics翻译成神经元经济学是有失偏颇的。关于这两者的区别，实际上在神经与脑科学领域一直区分得很清楚（李葆明，2002，《神经与脑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只是当一个跨学科的学者在跨出一步的时候，如何与原来的学科传统相对接，这一直是一个问题。

不过叶师的解释还是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这一思路也贯彻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操作方法，将个人最终还原到了神经元层面，正如物理学一样，一直分解到粒子的层面。在方便研究的角度来讲，还是有经济学的优越性的。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同样的反对意见可以从物理学对混沌等复杂现象的关注中得出。Santa Fe学派之所以特别关注复杂现象，正是意识到成千上万的经济主体在一两条简单规则下，不一定会出现均衡的局面，相反可能演化出混沌的边缘。不过这一思路似乎并不为人理解。正如阿瑟一开始的边际报酬递增的命运一样。经济学要挑战传统的观念，如经蜀道，“难于上青天”。

在Paul Ormerod的《蝴蝶效应经济学》（2006，中信）一书中，对蚂蚁模型的说明和应用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挑战。不同于传统理论假设人是“工具理性”的奴隶，奥默罗德认为人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在亚当.斯密的论述中，这被称为“体面生活的影响”，也就是邻居的有无决定了你的消费水准。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成了一种目标，但这的确是受他人的影响才产生的一种目标。人会受他人影响而改变偏好，这一条规则在传统经济学的偏好稳定的假设中被有意忽略了，现在可以放宽这一假设。

根据一项关于婴儿的研究表明，受影响改变行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很早，早到人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1岁左右的婴儿就能学会像成人一样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判断其结果。新发现表明，当婴儿在学习通过某种行为实现某种结果时，他们也学会了根据行为预测结果的能力。在观看一位主角用手将玩具放入桶中的录影片断时，Terje Falck-Ytter和同事分别跟踪了6月大和12个月大的婴儿以及成年人眼球的移动。当反复播放这一片断时，成年人和12个月大的婴儿都会在主角的手接触到桶之前盯着桶，以预测这种行动的结果。相反，6个月大的婴儿只是在主角的手接触到桶时才会将目光移到桶，表明他们不会预测所看到的行为的后果。这项实验表明婴儿可能是在7个月到9个月大时才开始学习模仿他人的动作，研究人员由此推测，生命的早期可能就开始发展运动技能等社会认知能力（Nature-neuroscience，2006年7月）。

另外的一项研究也可以证明关注单个细胞或者物种或者经济个体，并不能深入了解一个系统的运作。Boris Worm等（2006）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认为海洋生态多样性与陆地生态多样性同样重要。研究表明，海洋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它可以保证在发生事故或自然灾害后，海洋物质能够相对迅速地恢复常态。在试验中，研究人员改变海洋生物的种类，并记录随之而来的变化。结果表明，接受试验的生态系统，其稳定性和水质在有更多生物物种的情况下，都比在有较少物种的情况下效果更好。这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识。比如，过去人们认为，一种水草可以比其他种类的水草更有效地处理养分；因此，一个完全长满此类水草的海床，要比长有各种水草的海床能够更好地处理养分。最新的研究结论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研究结果还显示，海洋越拥有丰富的生物种类，就越能够应对过度捕捞的影响。因此，有关国家应重新考虑管理渔业资源的方式。在热带地区，随处可见鱼类保护区；但在温带地区，人们习惯只关注某一种类鱼，以此来控制捕获该类鱼的数量。实际上，人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整个生态系统，而非对某种鱼类的捕鱼配额斤斤计较。这项研究表明，目前保护鱼类的做法并不正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而非仅保护鱼的具体种类（Boris Worm, et al.，2006年11月3日，Impacts of Biodiversity Loss on Ocean Ecosystem Services，《科学》314卷第5800期）。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考虑人会相互影响，对神经经济学也能有所启示。单个神经元细胞并不具有最大化的意识，最终涌现出来的意识可能是一串偶然触发演变的结果，只是后来被命名为“最大化”，这是哈耶克在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想要解释的一个问题。马永翔（2006，《心智、知识与道德》，三联书店）比较了马赫《感觉的分析》与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认为哈耶克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在神经系统的各个层级上，脉冲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共同决定有机体的行为模式。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行为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改变。在不同的环境中，有机体究竟会产生何种行为模式取决于整个感觉的秩序。而且马永翔认为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尽管只是考察感觉的秩序，但其对原理的解释同样适用于情感秩序，乃至整个心智秩序。而心智处理知识演化成道德基础，是马永翔着力处理的问题了。

实际上不管是斯密或者是哈耶克还是艾智仁（A.A.Alchain）都意识到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以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斯密朝宏观方向解释国民财富的成因时，乃是在《道德情操论》的基础上讨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从他反复提及的“体面的生活”以及“旁观者”理论中可见一斑。而哈耶克转向感觉的研究并没有使他完全沉醉于单个细胞，而是看到其演化规则与形成的自发秩序。而艾智仁对于企业的认识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艾智仁后来和德姆塞茨一起讨论认为，企业纵向一体化有时候是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因为要签很多合约，如果合约之间不竞争就没有效率，但是一竞争就多了协调成本，协调成本太高就不合算。在艾智仁眼里企业为什么会存在是因为“一加一大于二”。也就是说合在一起有更大的好处。艾智仁的意思是，团队（系统）有一种神秘的作用，它所产生的效果，比每个成员分别产生的效果加起来要大。例如，一碗麻辣豆腐的味道比先吃麻、后吃辣、再吃豆腐好。于是艾智仁得出结论，正是团队这种神秘的效果，使得人们放弃了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以公司的形式结队作业。企业就像是麻辣豆腐，先吃麻再吃辣就不是麻辣豆腐（李华芳，2005，《稀缺的大师》，万科周刊480期）。看到相互影响（联系）、演化与秩序，是这一路经济学的“特征”。

而“神经元经济学”这个翻译可能会陷入对于神经元的“粒子化”理解，而忽视了经济学最应该重视的联系神经元之间的“规则”，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演化形成的秩序问题。从学理上说，Vernon Smith是对哈耶克理论的拓展与深化，而神经元经济学是Vernon Smith开创的实验经济学的一支，作为对学科理论先行者的尊敬与回应，翻译成“神经经济学”是更好的。

另外从理论的演化角度来说，前文所述的人或者细胞之间会相互影响的假设导致不同的演化规则形成不同的秩序，相比于“神经元经济学”，“神经经济学”所蕴含的信息更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更贴近这门学科本身。Neuroeconomics不仅仅是研究神经元的经济学，更研究其演化规则与秩序。通常我们可以把这种规则与秩序统称为“系统”，而这一系统就叫做“神经系统”。

从神经经济学的拓展应用而言，单单局限于神经元的经济学，恐怕已经落于时事了。在一项关于测谎仪的研究中表明，通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能检测一个人是不是说谎。说谎被认为是一项高度“理性”的行为。而人类大脑皮层许多区域都和撒谎密切相关，其中3个区域最为突出：前扣带皮层，用以协调人们的目标和意图；内侧前额皮层，用以处理对收益的感受；右中前额皮层，用以处理那些需要额外脑力的任务。fMRI就是寻找这些活跃的区域。如果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测大脑的这三个特殊区域，一旦发现这3个区域血液活动剧烈，就说明被测试者极有可能在撒谎。

但另外热成像仪也能检测人在撒谎的时候的温度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神经系统整体变化引起的。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在测谎领域推出了一种“眼眶热成像技术”，这种高精度的热成像技术可以通过一个高分辨率摄像机探测到在0.025℃范围中眼球内部温度的微小变化。人在撒谎的时候，眼球毛细血管内的血液会加速流动，从而造成眼球温度的微弱变化。美国梅奥诊所内分泌学家詹姆斯·莱文2002年在美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利用热成像眼扫描技术测谎，准确率可达73%。而美国国防部测谎仪研究所的专家近日对《时代周刊》说，他们利用这种技术测谎，准确率已经达到84%（新华每日电讯，2006-09-25，《机场测谎仪：反恐新武器？》3版）。这就是说，对于neuroeconomics的研究已经跨出了fMRI检测脑部的实验，而朝更广阔的领域推进。从这个前景来说，神经经济学仍旧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在未来并不排除作为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一部分的神经元经济学（neuronal economics）的形成与发展的可能性。只是对于neuroeconomics的中译文来说，应该选择“神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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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http://chinayehang.blog.sohu.com/20934033.html/http://chinayehang.blog.sohu.com/21447057.html/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oxford,1990年第8版）第797页/李葆明，2002，《神经与脑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Paul Ormerod，2006，《蝴蝶效应经济学》，中信出版社/Boris Worm, et al.，2006年11月3日，Impacts of Biodiversity Loss on Ocean Ecosystem Services，《科学》314卷第5800期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abstract/314/5800/787/马永翔，2006，《心智、知识与道德》，三联书店/李华芳，2005，《稀缺的大师》，万科周刊480期/新华每日电讯，2006-09-25，《机场测谎仪：反恐新武器？》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