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很多人知道三国时有舌战群儒的局面。

　　但，真正的舌战群儒还是在这里。久经战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严峻考验的桑弘羊毫不畏惧，面对劈头盖脸的责难，立即还以颜色。

　　按照《盐铁论》的记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喝口茶清清嗓子，开口直奔主题。

　　





　　3、

　　ZF官员说，匈奴跟我们的外交关系破裂了，多次侵扰我们的边境，防他们吧，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不驻军战备吧，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国土和主权。

　　上一代领导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尤其是边境的人民群众被匈奴欺压迫害，所以在边境建造大量的军事设施，保家卫国，休整烽火台，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可是，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才将盐、铁和酒类由国营专卖，采用了平准法和均输法，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现在你们想废除这个政策，一则会让国库空虚，二则会使边境防御资金短缺，让那些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挨冻受饿。

　　你们说，你们这么吵吵，合适吗？

　　能废除这些政策吗？

　　盐、铁、酒专营，这个好理解，平准、均输法就不太好理解了。这事还得从桑弘羊那儿讲起，先帝刘彻让老百姓日子过的好的不得了，他自己连个家具都不舍得添，皇后的蚊帐上连个花都不绣，实在是有点过。这样一来，国家确实没什么钱可支配，都在老百姓那里。

　　到了汉武帝，要跟匈奴打仗，那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拿要拿的有道理，直接收税显得笨拙，那时候看起来老百姓的思想觉悟也不高，皇帝一号召保家卫国，居然也没有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捐武器和粮食。

　　说明那时候国防教育做的不好。贯彻的不彻底。群众基础也不好，这时候再搞国防教育是来不及了，那就出台一个能快速地搞到钱的方法。

　　这方法叫均输法。

　　那时候，市场很繁荣，虽然交通物流比较落后，但是，很多类似温州商人这样的人看到了商机，不断地将此地的便宜货倒卖到贵的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汉代征税是征实物，运输很成问题，又造成商机。但同时，对国家来说，这里有很大的利润。

　　于是，从小就脑筋超级好的桑弘羊创造性地发明了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平准就是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那些温州商人们以及全国靠贸易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所有的商机都被ZF端走了，他们没了获利的机会，只好回家，要么找个工作，要么做个小买卖，要么种地。

　　在汉武帝的直接关怀下，由桑弘羊的牵头挂帅，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平准和均输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不理解，但是在汉武帝的亲切关怀下，桑弘羊等同志废寝忘食的积极推动下，扫除了一切障碍，使国库充实，各类投机倒把的嚣张气焰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国防事业和与匈奴的战争得到了充分的经济保证。

　　而桑弘羊同志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以汉武帝的表彰，成长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为国家的经济、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却遭到了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的敌视。

　　有一年大旱，很多被断了财路的群众散布谣言，说，只要把桑弘羊扔进锅里煮，灾情就能解除。

　　广大人民群众恨桑弘羊恨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因为他发明了平准和均输法，他还干了一件超级雷人的事情。

　　





　　4、

　　

　　算缗和告缗。

　　这两个词对现代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不过，如果在网络上一搜，通常会在一些税收论文上找到这两个词。

　　简单说，算缗就是财产税。

　　汉武帝要打仗，而且当时的上层社会不像先帝那样紧巴巴地过日子了，都不差那几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到处都需要钱，光靠垄断几个大行业，钱还是不够，怎么办。

　　好办，那就所有的有财产的人交税。把财产分一份上来给国家。

　　元狩四年，在侍中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武帝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及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的通知”。

　　没错，算缗其实就是打击偷逃柴产税的办法。

　　在《史记•平准书》白纸黑字地记着，两项法令基本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汉代商人的营执照跟户口挂钩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ZF报自己的财产，按比例上财产税。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 就是这么来的。

　　（二）除了ZF官员，杰出青年、荣誉市民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就是说有车有船的，上税。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他去边境开荒守边疆一年，并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ZF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就是这么来的。

　　（四）禁止有营业执照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雇佣工人，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这样，实际上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收税运动，凡是有钱有物的，就要上税。

　　可是，汉代的人民群众实在是觉悟很差，一点爱国热情也没有。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一股偷逃财产税的人民运动。按照《史记》的记载，以前也收过这样的税，但只限于有营业执照的商人，这次，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钱，有物，有车有船，就收。这次征收，是以前的五倍。

　　汉代的有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隐瞒、藏匿、转移财产。

　　而一些资产比较雄厚的老板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提出反对意见，“富豪皆争匿财”。

　　面对反对的压力，汉武帝和他的领导集体毫不手软，和藏匿财产的奸商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卜式。

　　卜式是在汉文帝的富民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一代商人，从最初的只有一百多头羊，勤劳致富，十多年的努力，资产增加了十倍，广置田产，成为豪富。为了国家，他甘愿献出自己财产的一半。

　　汉武帝很诧异，派人去问，您是不是想当官啊？此人慷慨陈词，说，我从小放羊，不习惯当官，让当也不当。

　　来人又问，是不是家里有隐情或者冤屈，想通过这种方法引起社会注意啊？

　　卜式说，我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人缘很好，扶危济困的事常干，怎么会有隐情冤屈。

　　来人又问，那你图什么呢？

　　卜式说，国家要打击匈奴，我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有钱的出钱，这样的话，匈奴就能灭掉。

　　来人把情况跟武帝汇报之后，武帝也拿不准主意，就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觉得卜式这个人动机有问题，有投机的嫌疑。

　　这事就搁置了。

　　过了几年以后，ZF在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随着征税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但还是捉襟见肘，到处缺钱。卜式又一次性捐出二十万钱。

　　作为先进人物上报后，被武帝看到卜式的名字，又想起了上次的事情。

　　武帝很高兴，立刻下发“关于在全国上下开展向卜式学习的通知”，当然，学习不能白学习，在武帝的亲自关怀下，卜式平步青云，在作为模范被全国人民学习的七、八年里，一直进位御史大夫。

　　可是事与愿违。

　　全国人民不买帐，老百姓看的很清楚，收这么重的税，又让我们学习卜式，无非是让我们把钱都拿出来分给ZF和ZF官员。

　　武帝很生气。

　　后果确实很严重。

　　生气的武帝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发有钱人的运动。

　　该工作由治理京师的官员义纵主持，相当于长安的市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义纵不光没有好好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史家猜测，要么是被商人收买了，要么就是他同情商人，觉得这样会把社会道德搞坏，搞乱，或者就是他犯糊涂了，总之，义纵不仅没有奖励那些告发者，反而将这些人当作乱民，予以严厉打击，并四处搜捕。

　　武帝发现后，极为恼怒，砍了义纵的脑袋。换了个叫杜式的干。

　　到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桑弘羊全面主持经济工作的第二年，重申了告缗令，将告发有钱人的运动深入而扎实地开展了下去。

　　在桑弘羊的勤奋努力下，工作卓有成效。

　　告发活动开展了三年，中等以上的商家大多数都被告发了，没收了大量的财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劳动力、佣工。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中产阶级几乎全都倾家荡产。

　　而国库充实起来，ZF的库房里放满了没收的财务，为了管理这些财务，还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和部门来管理这些物品。

　　全国的有产者很快就都成了无产者了。满城尽是穷光蛋。

　　桑弘羊因此而屡获武帝的表彰，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桑弘羊恨的牙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