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楼的兄弟没有把“卡尔多－希克斯原则”说全

卡尔多1939年提出了“虚拟的补偿原则”作为其检验社会福利的标准。认为：市场价格总是在变化的，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即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但只要总体上来看益大于损，这就表明总的社会福利增加了，简言之，卡尔多的福利标准是看变动以后的结果是否得大于失。卡尔多补偿原则是一种假想的补偿，而不是真实的补偿，它使帕氏标准宽泛化了。

希克斯补充了卡尔多的福利标准，认为卡尔多原则是一种“假想中”的补偿，现实中受益者并没有对受损者进行任何补偿。他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来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尽管在短时间内某些人会受损，但经过较长时间以后，所有的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希克斯的补偿原则又称为“长期自然的补偿原则”。

希克斯标准是补充卡尔多标准，现代经济学一般连用而不是独立使用。

说的对 有启发！

讨论，意义不大，没有办法计量，或用数据分析，除非在非常严格的理论推演下，否则帕累托改进的概念没有意义，

“现实制度变迁过程可能是帕累托改进”这就话本身就没办法分析，关键是制度变迁怎样计量。

你问到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非主流经济学的最大痛脚。但是制度这个东西一定要计量么？一定非要把制度经济学数学化么？数学模型这个东西省略掉的东西太多太多，用哲学来解释叫住抓住了主要矛盾，但是次要矛盾怎么办。在哲学里面，只要超过一定维度，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有很多时候次要矛盾的处理结果直接导致主要矛盾处理失败，但数学模型里面没有这个机制，而且现实世界万千情况也不是通过几个变量可以概括的。

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在微观经济学里面供给和需求被数学模型简化为通过唯一的变量——价格联系起来，但现实生活中肯定不是，作为个人买一件商品要考虑的不仅是价格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比如商品质量、商品外观、品牌、自己身份地位等等。西方现在正在掀起反经济学数学化的浪潮。

制度变迁是否为帕累托改进，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一项制度,又在较低的社会阶段的时候,在一项制度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的时候.就像我们国家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那样(制度的不完备程度太高),进行一项制度变迁,实现帕累托改进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帕累托改进的概念不如使用卡多尔-希克斯效率来得更好。制度是为整个社会制度服务的，因此其收益应该以社会总收益为判断基准。因而不必强求人人都必须获益（或至少不变坏）。尤其在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明显的社会里，如果有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案出台，是不好判断好坏了（事实上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样的改善是有利的）

是的，在制定政策时通常考虑的是总体福利，也即卡－希标准。不过这一标准严格来讲违背了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比较的（序数性质），所以所谓的卡－希标准不过是政客的说辞罢了。

有哪位见到经济学顶尖论文中使用了这一标准请告诉我，谢谢，奖励。

经济学家找到的这个帕雷托改进，虽然一下子就与政治学的价值判断区别开来，但实在是与现实差别很远，现实中的帕雷托改进是可能的，但是没有真正使用的，因为社会中有另一种逻辑。

象联合国改革，若是帕雷托改进，就应该是一致通过的形式，而现在即使中国这只是说应该90%通过。

   “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这些概念来自新古典理论，是经济学家表现市场机制的魅力的产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些概念应该是有前提假设的，如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既定的，偏好，技术既定等。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怎么考虑制度变迁，因为在新古典的理论中，价格机制不但是完美的，而且已经统一我们所关注的经济体了。

   讨论制度变迁的福利影响时，这些假设已经被放松了。当我们对什么是约束条件达不成共识时，定义效率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如果连什么是效率都定义不清楚，再接着讨论福利就困难了。

   所以，我认为“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包含着对效率的规定。“帕累托最优”意味着必然是最有效率的，但在对约束条件的理解很有分歧的情况下，很难断定是否达到了价值最大化；“帕累托改进”要求效率至少不下降，但对于什么是效率同样有疑惑。

   似乎，最优意味着要将某种约束假设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才行。在新古典理论中，市场制度被假设为既定的外生变量了，于是在这个约束下提出“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这些概念；但研究制度变迁的理论已经将这个约束内生了，这意味着又要寻找出某种既定的约束来定义“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但这种约束似乎不好找。对于复杂的经济系统而言，要找到一个“源”约束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做的也许是抛弃这些概念。

    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改进的前提假设比较严格，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假定制度既定，它探讨的是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在其语境下，任何制度框架下，都能够达到它的帕雷托最优。因此经济学家们指出，“帕”是制度不相关的。所以，讨论制度变迁效率时，使用“帕”是不合适的。 如果一定要使用帕雷托改进的含义，那么似乎应重新界定一个名词，并对讨论的时间区域作出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