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所说的伦理，其实定义的不太精确，文中的定义概括而言就是人对于生命的尊重，同情和保护。

以前曾经读过一些文献，说过人一辈子相当数目的医疗费用，是花费在人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面的。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去延长生命的人，就算治疗好之后都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产出去填平之前为了延长生命所花费的费用。

而从仅从货币意义上的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分析，任何一样经济活动，假如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的却很少的时候，这项活动最终必然被淘汰掉，而假如硬要去维持这样的一种活动，那这样的活动成本必然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医疗制度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而从另外一个经济学的角度，只要是一种稀缺，并且这种资源的产出是受到各种限制，就必然非常昂贵。但是假如这种资源又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延长生命的必需品，那这种资源如何分配就不单纯是经济上的问题，同样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问题了。而医疗资源恰恰就又符合了这样的情况。

很多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冲突的问题在100，200年前，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比如以前患上了癌症，器官衰竭等等疾病的时候，因为没有技术可以治疗，所以只能等死。这样的结果虽然很悲惨，但是当时应该还不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但是技术进步到能够治疗这些疾病，但是却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而让患上这些疾病的人还只有面临等死的结局，那就不单纯只是一个悲剧，而还需要面临到伦理学上的问题了。

比如最简单的，捐赠出来的器官在医疗行业，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资源。任何一个需要器官移植的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假如没有得到适合的器官移植就只能很痛苦的活着或者等死。那如何分配这个被捐赠出来的器官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是钱出的多的人应该拿到这个器官，还是让年轻人拿这个器官，还是让一个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人拿到这个器官。

我之前问了我一个专门做肝脏移植收入的朋友，这种资源是如何分配的。他告诉我的结果是：“把这个器官给接受完手术之后能活最长时间的病人。”另外还有一个选择的条件是“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病人接受完收入之后能活超过3年，否则这个病人就不会进入到候选名单里面”。 这样的分配机制，基本上就是依照了功利主义，或者说亚里斯多德的目的论这种的想法。最好的钢琴就要给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手。

曾经有人提出过，为了增加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可以开放器官买卖，就是死者的家属可以卖掉死去亲属的器官。或者死者可以弄这样的遗嘱，在自己死后可以卖掉自己身上还能用的器官。但是这样的提议立刻又遭到强大的伦理学方面的攻击，基本上是不可能实施的。

假如说可移植器官的问题还不足够争议。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比如一些昂贵的治疗。比如什么烧伤后的皮肤移植，或者心脏支架，人造器官等等。反正人类医疗产业的倾向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人会采用越来越昂贵的治疗手段去延长生命，无论这种方式是多么昂贵，或者效果到底如何，都会更多的是一个伦理问题。不过假如这只是从私人的财产去购买这样的治疗手段，那不会是什么问题。

但是没有钱去购买这样治疗手段的人怎么办？假如让他们等死，那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了。假如需要让没有钱的人也享受到这样的治疗手段，那就必须要从公共财政上出钱，或者说就是得从广大纳税人那里要钱。

这就回到以前的老问题，从投入和产出而言，医疗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活动。大多数人负担不起这样的经济活动，国家的公共财政也不一定负担的了。或者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考虑，投入到这种重病治疗的公共资源的回报，甚至可能还比不上一些政绩工程，或者3公消费。

经济学和伦理学上，并没有什么应该优先，或者谁胜过谁的问题。但是在医疗制度构建上，两者却是很矛盾的，而且这样的矛盾会随着医疗技术进入越来越严重。 尤其当医疗保障主要由公共部门去承担的时候，医疗开支几乎是不断的往上攀升，并且在经济上往往缺乏效率（记得是经济上）。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妥协，往往是难以达成的。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昂贵并且可能面临破产的医疗体系，经济和伦理学两头的顾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