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入世10年，中国农业及其粮食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如何衡量和评价这些变化？

　　回答上述问题不太容易。如果简单比较入世前后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水平，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许多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变化，如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措施，以及加强对农田改变用途的控制等等。

　　实施上述政策的时间与加入世贸组织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区间。因此，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农民收入的总量度，都不能用来评价加入WTO的结果。

　　但单纯从进出口的角度看，仍有变化值得关注。

　　如加入世贸组织带来农产品进出口同时大幅度增加，表明对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应当是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让中国有可能根据世界市场需求改变生产结构，进而从世界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随着入世后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深入，有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以及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一直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钟甫宁198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农业经济学毕业生，并于1989年获得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由于同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担任顾问，他无疑是回答中国农业在加入WTO之后变动关系的最佳人选。

　　入世考验中国制定农业政策的能力

　　《21世纪》：从最直接的影响看，入世后对中国的农业以及粮食生产都产生了哪些变化和影响？

　　钟甫宁：加入世贸组织后，最直接的影响是贸易结构和数量，所以比较合适的评价标准应当是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的变化趋势有无变化。

　　然而，农产品贸易的范围包括哪些种类的商品仍然完全难以统一：仅仅包括初级农牧产品(原料)，还是也包括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制成品？林木产品及其制成品是否包括在内？不同的统计口径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仅从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加入世贸组织前7年(1994-2001)期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从265亿美元增加到347亿美元，同期农产品进口总额从162亿美元增加到287亿美元，顺差从103亿美元减少到60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后8年(2001-2009)期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从347亿美元增加到873亿美元，同期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87亿美元增加到837亿美元，顺差减少到36亿美元。

　　这一组数据的对比表明，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增加均十分显著，而顺差的减少并不明显，至少其减少的速度没有明显变化。

　　《21世纪》：对中国来说，哪些变化是直接有益的？

　　钟甫宁：从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看，植物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和动植物油脂的进口大幅度增长，木浆和纸制品的进口增长也很明显；出口增长最快的是食品和皮革制品，木制品和纺织品(服装)也有所增长。

　　这一变化完全符合国情，即增加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同时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从初级产品向加工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也有利于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乃至于有利于产业的升级换代。

　　当然，没有入世也可能发生同样的贸易结构变化；但是，入世前后变化速度的显著差异多少能说明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体利益的提高不代表各部分的利益都增加。大量进口初级产品说明世界市场初级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内市场，因而对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必然造成一定的冲击，短时间内压低涉及农产品的价格、减少该产品生产者的收入。

　　但是，农产品加工制成品出口的增长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因而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并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受冲击初级产品的生产可能会减少，一部分土地、水和其他资源可能找到更有利的利用方式，生产其它有利可图的产品。因此，农产品贸易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增加了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结构调整的机会；短期的冲击可能带来长期的收益。合理的政策应当帮助农民调整生产和就业结构，而不是简单保护现有生产。

　　此外，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价格的变动。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影响很大，而需求及其增长则相对稳定，因而产量的变动必然带来价格的波动，即使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也无法避免因产量变化而导致的价格波动。
　　融入世界市场以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受本国生产波动影响，还要受主要进出口国生产波动的影响。如果国内外生产的波动方向相同，国外的波动幅度更大，本国的价格波动就可能因融入国际市场而加剧；相反，如果国内外生产波动方向相反，或者国外波动幅度较小，加入国际市场反而可以减少国内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

　　《21世纪》：你认为其中是否存在不利方面？

　　钟甫宁：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对缩小价格波动幅度有什么不利影响，那就是政府短期内限制价格波动的能力受到重大挑战，不那么容易采取限价措施。

　　但是，无论限价措施的本意如何，其长期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限价可能导致更长时期的供不应求，很难说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哪种情况更好。采用补贴的方式维持低价只不过是把消费者的负担转嫁给纳税人而已，它不可能消除生产波动的后果，只是改变了生产波动的受害人，同时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也可能产生寻租的机会。

　　因此，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政府和大众都应当转变思维方式，接受市场经济必须接受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市场调节供求的方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尽量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干扰。比如，基本食品价格上涨时限价不如对低收入者给予收入补贴。单纯限价可能加剧、延长供不应求的状况，相比于所有人通过价格补贴获得补偿，收入补贴可以针对特定弱势群体，降低行政成本，也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如果全球资源可以为我所用，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