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怀疑派，也承认有效的援助能产生效果。在过去25年中，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比重下降了一半，过去十年更是那些曾被认为扶不起的国家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十年。

　　放眼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一，撒哈拉以南国家平均年增长率高达6%。除了因战乱而支离破碎的国家之外，如今的贫困国家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只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如今，它们之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有人估算，到2025年，六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韩国、印尼、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加起来将占全球增长的半壁江山。

　　还有其他不为人所熟知的成就。比如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危机之一，如今已连续7年成为增长最快的资源贫乏非洲国家——自2003年以来，平均年GDP增长率为11%。此外，许多贫困国家一开始建设高效的制度，控制支出，管理预算，并向公民提供更多的所需服务。

　　成就固然可喜，但还有许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做。说来也怪，我们取得了如此成就，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发展援助的原因。发达国家正在经历没完没了的危机，同时，发展中国家贡献了过去五年来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二强，因此世界能否复苏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维持表现。在这个名副其实的多极世界中，传统援助-受援关系——通常还意味着老师-学生关系——早已今非昔比了。

　　因此，当发展专业人士11月末在韩国釜山**、探讨如何让援助更加有效时，他们应该在脑海中牢记三点关键原则。

　　首先，一国发展得越好，它就越有能力也越愿意为未来负责，同时越不希望别人来告诉它怎样做才是最好的。

　　我对此有第一手经验。2004年印尼发生海啸时，我是负责规划事务的内阁部长。当时的挑战是压倒性的。光是在亚齐省就有230000人丧生，500000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经济损失据估计高达45亿美元，重建成本甚至更高。

　　国际社会伸出了无与伦比的慷慨之手，大量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印尼。事后我主持了一个救灾-协调会议，与会者包括数十个组织的数百名专家代表。许多人从未在印尼工作过，但仍然认为自己最了解应该如何处理援助事宜。当时闹到了这样地步：我不得不提醒一位发言人，没有人能替印尼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知道，没有当地“所有权”和领导权，援助根本不可能成功。

　　如今，亚齐被视为重建成功的典范。亚齐的重建远称不上完美，但考虑到当时任务的繁重，确实令人瞩目。许多东西都被重新建造了，且通常比旧有的更好。亚齐人民获得了安全，并重新开始生活。印尼海啸的事后反应是一场生动的有效援助课，所有人都能从中吸取经验。

　　其次，随着发展的舞台变得越来越拥挤，援助者和合作伙伴数量越来越多，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努力是协调的，我们能够驾驭新来者提上台面的诀窍和新洞见。如今，新兴市场国家的援助者通常拥有资金和专业知识，海地地震之后的援助行动就是明证——早期的紧急响应大部分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

　　在所谓的南南合作中，最著名、最成功的例子要数巴西家庭券(Bolsa Familia)计划的推广，在该计划中，贫困家庭能获得现金援助，作为交换，他们必须让孩子去学校上学并接受健康检查。该计划因巴西贫困人口的显著下降而广受赞誉，并被邻国秘鲁以及印度和中国效仿。

　　一个类似的墨西哥计划在纽约市被实施，前期结果表明，贫困率出现了下降，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入学率出现了上升——纽约市之前的努力均未见效，直到它采纳了南方邻国经受过检验的办法。

　　南南(以及南北)合作表明，有效援助并不是光靠钱就能堆出来的。知识、经验、专业技术以及合作也同样重要。

　　最后，透明和问责是长期成功的关键。事实上，透明度的缺失能让实际进步变成彻底失败。比如，印尼仁慈的独裁者苏哈托喜欢搞精英小团体，也致力于消灭贫困，但他没能阻止腐败的蔓延，最终不得不面对缺乏政治改革的一代印尼人。更近的例子是中东和北非的几位领导人，他们的国家增长强劲，但并未让人民受益，结果落得和苏哈托相似的下场。

　　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和对援助者都很重要。世界银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公布其项目的信息，共享其发展数据，任何使用者都能免费获取。我们也在监控我们的表现，并公布公共企业排行榜。

　　随着发达国家收紧援助预算、发展中国家日益受到持续危机的影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援助是否能见效，而是怎样更好的见效。从错误中学习、同心协力并确保各国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是援助计划成功的关键。只要有一条无法做到就意味着怀疑派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