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正出现一种让人不安的变化，市场将更多的收入分配给少部分人，而剩下的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很少的收入。最近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1979年到2007年间收入增长了275%；而中产阶级只增长了40%，而且这些数据还过高的估计了普通美国人的财务。在1965年，25到54岁的男人，20个人中只有1个不工作；可是最近十年，6个人中就有1个不工作，即便在经济全面复苏的时候也是这样。

　　面对这样的趋势，有些人依然泰然自若，还有些人支持给高收入者提供税收减免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将继续恶化收入不公平。这些人认为只要财富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或者是不同代之间进行转移，减少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就没有问题。可事实上，这两种情况的效果都非常小，研究表明，人们整个生命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只比单年收入分配不公小一点点，而在代际财富流动方面，美国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做的糟糕。

　　为什么1%的人比其他美国人做的要好？原因就在于技术的变革和全球化趋势。乔治-伊士曼革命性的发展了照相技术后，他需要很多美国人帮助他完成工作，因此在罗切斯特市和纽约市，有整整两代人成为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可当乔布斯改变了个人电脑后，他和苹果的股东获得了成功，但这些股东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收益并没有流入美国中产阶级的腰包，不仅仅是因为生产被外包海外，还因为计算机和软件的制造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产阶级工人的收入没有增长，他们失望并责怪富人取得的成功。但是他们也许该考虑，什么情况对美国更好。美国应该有更多还是更少的企业家，他们能够创立苹果、谷歌、微软(微博)以及Facebook这样的公司？这些企业家都制造了极大的收入不公，人们很容易对CEO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忿忿不平，但是同上市公司相比，很多私募基金老板给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更高。对于很多美国全球性企业而言，他们做的并不算差，即便和过去二十年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国家的公司相比。他们取得高收入，是因为提供了很棒的产品和服务，并让大多数人获益，因此不应该诋毁这些人。

　　还有人认为分配不公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更是大错特错。曾经美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可现在并不是这样。总是强调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以牺牲其他人利益为代价，将使得人们不再相信通过加强经济可以减少不公平。

　　为了更好的减少收入分配不公，我们应该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ZF不能助长不公平，尤其是不能给富人额外的特权。ZF在处置财产，分配执照和优先权时应该通过竞标的方法，这样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ZF在提供明的或者暗的扶持政策时，应该是基于市场原则而不是因为和某些有影响力行业磋商的结果。ZF应该支持市场经济，而不是支持有裙带关系的资本家。

　　第二，要实施促进公平和经济增长的税制改革，比如在财富越来越集中，ZF赤字不断增加的时候，废除遗产税并不合时宜。

　　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在众多重要的基本领域实现公平。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人可以拥有大楼，享受艺术。但是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很多中产阶级的学生无法完成大学学习，因为学费上涨，还因为对公立大学投入的锐减。另外，富人和普通人预期寿命的差距正在拉开。

　　总之，走政治极端或者依靠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不能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在后工业时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