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中部地区的主要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第三，从不同产业的效应对比来看，各区域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体现着相异的产业效应。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产业效应，财政政策则具有较明显的产业效应。从表1的实证结果可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动对三次产业增加值变动的效应虽相差不大，但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更为突出，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的效应最弱；财政支出的变动对三次产业增加值变动的效应明显有强有弱，集中体现在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效应较强，尤其是对第二产业。在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具有较明显的产业效应。从表2的实证结果可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动对第一次产业增加值变动的效应最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效应相差无几，后者略强。财政支出的变动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效应亦最强，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次之。在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产业效应均很低。从表3的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三次产业的效应均不显著。同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动对三次产业增加值变动的效应都不大，其中以对第一产业的效应略强。

表3    西部地区的主要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产业效应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各异。究其原因，我们将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产业层面

由于各产业具有不同的产业特征，如资本产出比率、收入对外依存度、利率敏感度、投资规模、资本密度和政府扶持或补助力度等，导致政策对不同产业的最终效应表现各不相同。Hayo & Unlenbrock(1999)、Peersman & Smets(2005)运用产业部门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了解释，发现资本产出比率和政府扶持或补助力度与实际产出效应呈正相关关系，而单位工人的投资规模和收入的对外依存度与实际产出效应呈负相关关系。

从实证结果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表现出产业效应，并且表现各有不同。首先，对比三次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⑧。由于增量资本产出率大体反映投资效率，投资效率高意味着投资的小幅增加将引起该产业增加值的大幅提升，故此，如果某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表明该产业的投资效率越高，那么该产业的政策效应表现越强，尤其是货币政策效应。从实际数据的对比来看，东部地区中以北京市为例。第一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最低，其次为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比率最高。不过，近五年来第一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出现上升趋势，第二产业的比率出现下降趋势，两者已非常接近。这些事实表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效率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投资效率低下，特别是2002年之后，第三产业的投资效率下降很快。结合经验分析，结果与之相符，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对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效应较强，对第三产业的效应最弱。中部地区以山西省为例，情况虽有相似，但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都比较高，第一产业的比率表现得最低，这说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效率都较低，而第一产业的投资效率最高。这同样与经验分析中的结果相符。

其次，在各产业的政府扶持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多年来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第二产业有所倾斜，对第二产业的支持力度较大；一些省区的地方财政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力度较高，这从全国的银行信贷行业分布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构成中可窥见一斑。直至近些年，发展第三产业被各级政府所关注，不过，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因包括江西、湖南等农业大省，第一产业的政府扶持力度一直不低。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图1  1992-2005年基础设施投资对比图(百亿)

(二)区域层面

第一，三个区域银行集中度的差异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中，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安排最为重要。同时，如前所述，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表现为信贷途径，因而，作为政策的载体，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非常突出。

对比银行业的分布差异，我们发现，首先，东部地区的银行集中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体系较健全且多样化，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比较单一，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主。东部地区不仅是各商业银行的总行所在地，而且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也要大大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以说，东部地区银行集中度高为货币政策的高效实施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对于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政策传导机制更为顺畅。不过，对于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结果可能模棱两可，因为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致使紧缩政策的效应可能由于各机构之间的差异被抵消。其次，尽管外资银行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所占的比重还较小，但是相对来讲东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外资银行的设立都很少，这反映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巨大差距。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效应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呈反比。因此，由于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最大，其货币政策的效应可能被大大削弱；而中部地区的货币政策的效应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最小。

第二，对比三个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揭示各区域财政政策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可能存在不同。从东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量来看(如图1)，东部地区明显高出中西部地区，且增幅较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状况则基本相同，中部地区略高。这表明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要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均可能更强。于是，经验分析所得结论与之相符：东部地区的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表现较强。不过，中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比重较大，致使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较高。

六、结论

通过对1990-2008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以信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在中部地区对三次产业的作用最强，且其产业效应明显；以财政支出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在东部地区对三次产业的作用最强，且其产业效应明显。第二，在东部地区，财政政策起到很好的作用，而以信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所起到的作用有限；在中部地区，尽管对于三次产业的实际增加值，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都不小，是三个区域中最强的，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不甚理想；在西部地区，以信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和以财政支出为代表的财政政策的产业效应令人担忧。

如上事实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提供了警示和启发。就货币政策而言，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以盯住货币量、放松和收缩银行信贷为主的总量调控，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预想的效果，但是，在一些地区却出现了不理想的产业效应，在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的情形下，经济势必发展失衡。故此，鉴于各产业的特征和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都存在差异，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贯彻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地体现不同区域的产业发展需求，如信贷政策上的产业倾斜，这样才能使整体经济处于平衡的产业发展轨道中。就财政政策而言，各区域应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针对本区域的产业状况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措施，如基础设施投资应更有目标地投放，以促进特定产业的集聚。

注释：

①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或称市政债券)从2009年才开始启动，并且目前是由财政部代理地方发行。所以，鉴于本文旨在分析财政政策“分区域”的产业效应，财政支出的“财富效应”几乎不起作用。

②以下实证部分主要运用Stata10.0软件实现。

③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的结果均显示各数据序列为一阶差分序列，即I(1)序列。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单位根检验结果。

④运用Stata10.0(xtwest程序包)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lnil.lni2，lni3和lncd，lnfs相应变量的水平值之间均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⑤表1、表2和表3中沿用该简称。

⑥参考依据：刘修岩，殷醒民.空间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8卷第1期：第87-88页的相关分析。

⑦选取的工具变量为解释变量的二阶和三阶滞后项。

⑧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因此，当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投资效率越低。

作者简介：郭晔，女，1977年生，江西人，200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金融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博士后，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校区访问教授，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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