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沈建光/文 如果不改变人民币紧盯美元，维持目前每年5%的升值趋势以及一个相对高的年通胀率，人民币将在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双边汇率协议的情况下，在技术上完成了一个慢性“广场协议”,值得警惕。"广场协议"及日元升值的教训显示被动升值和抵制升值皆非良策，增加人民币的灵活性，尽快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防止陷入一个新的"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施压人民币升值骤然升温

上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态较以往更趋强硬。白宫高级助理弗洛曼更是透露奥巴马在胡奥会上指出：美国民众和商界已经对人民币升值减缓已越来越不耐烦。尽管中国汇率升值幅度，特别是实际有效汇率(REER)升值幅度，在今年下半年已有所加快，美国政界仍抱持着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的观点，而奥巴马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更将美国经济学家得出人民币被低估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作为主要论据，由此证明中国通过人民币低估在出口环节得到不公正的优势。

然而是老生常谈也好、旧酒装新瓶也罢，美国自05年以来通过国会，政府和民间管道，不断对中国施压，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频繁的挞伐。08年金融危机后人民币与美元重新实际挂钩，更成为美国政客指责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不够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美国也从不形单影只，日前巴西也通过WTO管道向人民币问题施压，反映了中国汇率政策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

人民币低估的依据存在严重偏差

其实，对于人民币均衡价值低估的种种假设，都是基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保持高位的假设下得出的。例如，鼓吹人民币严重低估的旗帜性人物，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日前指出，世界经济不平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需要通过人民币实际升值10%以上（对美元升值20%以上）来解决。他主张美国应通过多边机制制裁中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同时使用世贸组织多边框架协议来通过贸易手段夹击中国。

然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要的数据根据来自于该研究所克莱恩和威廉姆森博士关于人民币平衡汇率的预测。根据克莱恩的FEER(均衡汇率)模型来推导，实际汇率每升值1个百分点，会减少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0.3个百分点。而该论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是基于IMF每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于中国经常项盈余占GDP比重的预测。

但IMF报告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假设存在诸多问题：首先，IMF在2008年和09年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在11年贸易顺差仍将达GDP的10%以上。即便是2010年报告修正之后也将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预测在6%以上。然而事实证明，今年在前三季度贸易顺差只有2％，经常项目盈余仅占GDP3%的情况下，今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将远远低于IMF的预测。其次，IMF对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增加的假设存在诸多问题——IMF一直将中国实际汇率设置为常数，甚至有所贬值，而实际上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有升值趋势。

“广场协议”教训深刻

广场协议的细节引人深思。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日本与美国就已多次就日元汇率、日本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日元国际化等问题展开磋商并拟出具体措施。当时对于美国而言，不仅有经常项目赤字加剧的情况，美元升值更使得美国国内企业竞争力下降，因而美国极力想通过与日本直接谈判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日本而言，美国所提出的日本需要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来减少美元升值压力，实在并非日本所愿。但一方面美国对于日本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巨大，这体现在日本不仅外贸以及直接投资主要对象国都是美国，同时美国对于日本有安全防务义务；另一方面，日本央行认为这一改革有利于日元成为一个国际化货币，同时改善日本央行在国内经济事务中略显无力的地位，这两个原因都推动了日本基本接受美国对于日本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

从程序上来看，1983年年底，美国卡特比勒公司董事长摩根的《摩根报告书》奠定了美国对日谈判的基石，即：日本需要通过金融市场化以及日元国际化以减少美元升值压力。1983年11月，日美领导人通过了一系列措施了，放宽了日元期货交易限制以及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限制等等。此后日本通过与美国共同设立的日元美元委员会来进行日本金融改革的谈判，随后的广场协议更是这几次谈判的集大成者，直指日元升值，以使得美国摆脱“双赤字”阴影。

广场协议的实际结果出乎了日本政府各官员的预料。在1985年9月，日本银行和财政部的官员的预期汇率是210日元比一美元，然而到了1988年出，汇率居然已经到了120日元的关口。

广场协议同样也不是单边升值的单向过程——在1986年3月，日本央行通过反向操作曾试图减缓日元升值步伐，但随着石油价格的下滑，美联储利率的进一步下降，日本没能够顶住升值压力。但到1987年，美国也认为美元贬值过度，遂提出“保护美元”的“外汇价格标准区段”理论，并在卢浮宫协议得以实施。

广场协议同样引发了日本央行与财政部的矛盾：日本央行认为日元升值有利于日本的经济转型，但财政部显得更为保守，他们认为“增长压倒一切”，因而在86年末日元升值幅度加快以后，日本国内对于日本政府停止升值的呼声日益显现，但这并没有停止日元作为市场化货币的升值幅度，日本央行不得不通过降息来削除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日本饱受外汇市场公开干预之苦——由于公开市场干预没有对冲机制，为保持美元汇价所抛售的日元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一部分，致使日本80年代末，特别是1987年M2+CD增长超过两位数（历史新高）。但随之而来，日美贸易顺差并未消除，反而出现了“J-曲线效应”，即外贸平衡调整明显慢于汇率调整。因此美国朝野对日本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表示不满，推出了“超级301” 法案，以报复日本对美日益增加的出口产品。

随之而来，日本为防止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负面影响，彻底放松了外汇管制而偏向通过货币政策调整（特别是降息）以达成外汇市场与本国经济的平衡。随之而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偏紧的财政政策，成为当时应对“日元高涨”的利器，但同时诱发了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泡沫。成为日本失落的十年的主要诱因。

“美元霸权”和“美元陷阱”

中国与80年代中的日本面临相同窘境：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债权国地位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史上的主要债权国，如美国和英国，都是由高额贸易顺差来取得主要债权国地位的。但当时是金本位体制，美英两国都使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避免本国借款人的外汇风险。与此相应，由于金本位体制下的国际汇率制度主要是固定汇率制，债权国也避免了因债务国汇率贬值所导致的还款能力下降的风险。而日本是历史上少有并不用本币进行借贷的主要债权国，即使是80年代末日本经济达到顶峰，日元都非日本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也更不是资本项下的主要结算货币。

因此，中国与日本类似，尽管同为世界主要债权国，却面临着相同的“美元陷阱”：

首先，由于美元仍是世界主要流通货币，主要大宗商品和工业制成品都使用美元计价，因此美元与其他货币汇率，如对日元或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美国本国价格水平影响甚微，但对日本和中国的影响却较为显著。

其次，从资本项下来看，由于日本主要使用美元作为借贷货币，借款人承担了相当大的外汇风险；而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债权国之一，更是不能幸免。根据世界银行研究，中国人民币计价资产占国际资产比例仅为0.3%, 而人民币负债占负债比却高达76.9%，货币错配现象十分严重。

再有，日本不仅饱受美元贬值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之苦，日本支持经常项下顺差的外债结构也在80年代末变得十分扭曲——日本通过大量短期外债来支持资本项下长期对外借款，但如果境外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日元计价证券，或者不愿意拥有日元存款，日本作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所依赖的资本负债结构就变得十分脆弱。

与之类似，中国短期外债占外债比重越来越高，2010年达到68.4%, 2011年上半年更是达到72%。但中国对外负债的主体仍然是外国在华投资，因此暂时不会受到短期外债占比增多的影响。

如何吸取日元升值的教训

可见，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警惕慢性“广场协议”和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的风险。尽管美国已经不具备迫使人民币大幅度本币升值的条件，但由于美元具备“过分特权”，即通过QE，不断增加美元供应，以减少实际外债以及贸易顺差。人民币币值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力。从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继续目前每年5%的升值趋势以及一个相对高的年通胀率，人民币将在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双边汇率协议的情况下，在技术上完成了一个慢性“广场协议”。但更值得警示的是，由于日元升值导致的资本流出以及出口增速放缓，将会使得货币当局更有可能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易于诱发新一轮资产泡沫的出现。

——实际有效汇率币值稳定对推进货币国际化十分重要。日元在80年代汇率经历了大幅波动，撇开与美元双边汇率不谈，日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在80年代后半期升值近50%，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急剧贬值30%左右，大大削弱了日元作为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吸引力。

——本币国际化必须与国内金融改革配合。日本在80年代推动国际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日本免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但这种“隔离”式的保护却与日元国际化的初衷相互矛盾。在80年代中期，日元国际化主要体现在日本金融机构在海外的扩张，但国内金融受海外影响和竞争仍然有限。日元离岸市场仍然主要由日本企业作为买卖方，因而东京离岸市场演变为一个管制宽松版本的国内市场，而并没有实质上造成日元广泛的跨境和国际使用。

被动升值和抵制升值皆非良策

如果人民币采取被动升值的态势，其最大的坏处便在于无法确定所谓均衡汇率的实际区间。事实上，数年前美国政府便开始使用"20-30%低估”的数据，即便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对美元有效升值20%以上，这一论断都没有明显变化。而如果从日本80年代末的经验来看，本币升值的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升值本身，而在于一旦此一趋势反转，政府又维持低利率水平，这极易导致资产泡沫的持续发酵。

被动升值的另一大弊处，是本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进程的主导权被部分稀释。日元80年代的升值是在美元持续走强、逆差持续增大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先美日通过日元-美元工作小组的框架下讨论日元汇率问题，其中的议题包括日本金融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美方认为，日元升值缺乏动力的主要是因为日本市场化程度匮乏所致。 因而在此期间，日本于1984年取消了兑换日元的限制以及给予外国券商交易日本政府债券的权力。但美国对日政策亦不断改变，之后又对个别市场开放谈判的莫斯协议，宏观干预影响美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以及要求改变日本企业行政管理方式的日美构造协议。美国为了巩固自己固有的经济和金融霸权，将会继续操纵汇率、乃至金融议题来抑制中国发展对自身的威胁，而如果被动升值，将会影响自身金融改革的时序和节奏问题。

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单方面抵制升值步伐，以强硬的姿态来面对美方的压力。这种论述，且不论政治层面是否能够奏效，单从央行面对美元贬值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对冲操作成本来看，就并不可取。通过央票发行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尽管中国能够对冲将近80%的外汇占款（根据央行副行长易纲的估计），但也付出了双重代价：即减持国内资产而持有美元资产（后者不仅币值贬值，收益率也相对较低），以及银行系统的被动消耗（放贷能力减弱）。

人民币“双向浮动”提供了解决单向升值陷阱的良方

最近六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及即期汇率出现跌停，创下了三年以来人民币下跌趋势最明显的一段。笔者认为，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已经成型。更现实地来看，它反映的恰恰是明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因美元走强、中国经济放缓、外贸顺差减少等因素，要明显低于今年升值幅度的现实。其二，人民币出现下行预期，恰恰应和了温家宝总理此前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所提到的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的原则，而温家宝在会谈中也提及NDF与中国在岸汇率的倒挂问题，并指出这是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并非单向升值的一种反映。其三，笔者认为，日前出现的所谓人民币贬值可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而言，并非一件坏事。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可谓顺风顺水，除了金融危机后“短暂停”以外，单向升值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最近出现的离岸汇率倒挂，以及在岸汇率交易跌停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人民币放宽基于中间价浮动范围，以及最终走向“有管理”的浮动的可能性。试想一下，如果真正实施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双向浮动”的人民币将摆脱目前挥之不去的“单向升值陷阱”。

与此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亦是人民币通向浮动汇率过程中的试金石，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趋势的判断，作为一个可交割市场，它对于人民币在岸汇率的浮动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因此笔者并不认同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暂停的部分观点，相反，这是人民币推动汇改，离岸市场继续发展，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以及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的好时间节点。

人民币汇率没有明显单边趋势性升值或贬值压力是人民币走向浮动的必要条件。前瞻地看，一直以来的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未必会长期存在。原因有三：

首先是贸易顺差的下降将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减少。中国领导人多次已经提出了在5年内进口商品8万亿美元的目标。而事实上，如果以目前进口的增长率来推算，中国从2011年到2015年进口总量将会达到11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尽管不会在短时期内减少，但外部需求的放缓以及中国产业链升级所要付出的代价都会在5年内得到体现，因此中国经常项下平衡的目标将会逐步实现；其次打压资产泡沫也会减少热钱流入。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将使对外投资大幅增加；第三是中国进入了工资推动型通胀阶段，全年将高达5.5％，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所以，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短期应该考虑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不仅应适当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并大胆增加人民币的浮动区间，市场贬值压力大的时候就允许人民币贬值，也可以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获得调整的空间。2012年后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逐渐接近均衡水平，此时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减少与美元挂钩比例，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体制。而灵活的汇率体制，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是“十二五”末实现基本可兑换的坚实基础。

（作者为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