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itive mode 》mental model

目前来看，就笔者所见的文献似乎尚未对此做出明确的区分。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心智模式似乎更加侧重个体层面的心智系统的运作过程的分析，由于心智系统的首要功能即是认知功能，因此，个体层面的心智理论是包含认知在个体层面的学习过程的；但心智模式理论无法有效解释群体内部主体之间的认知互动以及经由交流实现共识的群体认知的运作机制，因此，后者有赖于关于认知模式的理论来做出解释。
由于缺乏专门文献对这两个范畴的区分，因此，目前看来，许多学者对这两个范畴的使用仍是混乱的。心智模式的理论研究可以参见个体心理学、脑科学以及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中所做的描述，认知模式理论则更多见于人工智能、学习理论、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以及认知研究中的联结主义趋向。
就制度研究或经济研究领域中所设计的心智或认知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理性”这一关于行为主体认知或其心智条件的前提假设相关。相比而言，主流经济学在新古典框架下较少探讨认知理性的起源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演化经济学和制度演化分析目前正在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问题，一方面演化分析更加注重认知在个体层面的进化特征（同心智模式）；另一方面，它更加关注群体内部共识性认知的形成机制。前者为我们研究个人意向性行为通过了认知前提，后者则为我们研究集体行为提供认知前提。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曾专门探讨过认知进化的问题（参：顾自安《制度演化的逻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总体而言，我的看法是无论认知进化还是制度演化，都有其行为基础，这种互动的行为基础最精炼的形势就是以“交换”为核心特征的商业交换行为，它在促进认知进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演化，因而，我倾向于将以商业交换和市场扩展为核心的“斯密型动力”视为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目前看来，新史学关于东西方文明分岔的研究正在接近这一主题，彭慕兰、王国斌、黄宗智等人的研究所引发的争论也正在逐步收缩到关于经济增长的普遍动力与一般阻碍的讨论，而前者正在以斯密动力的形势彰显，后者则在马尔萨斯陷阱和增长极限的布罗代尔钟罩中显现。
认知或心智的问题之所以重新引起关注，更多在于理性对认知的不明就里的滥用，认知如果不是在一个进化的视角下考察，就不知其从何而来，亦无法解释其指向何处，极值策略并不是关于心智、认知或是理性的理想解读，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认识论危机的深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