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改革前三十年农业政策及其影响

　　1.计划经济与农业生产

　　计划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70年代后期有很大的不同。1949年后，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这次改革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广泛的土地改革之一。国家无偿从地主和富农那里没收了土地，并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村所有的无地家庭。

　　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不久中国开始了对后来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冲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土地改革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好景没有延续多久，中国刮起了“共产风”，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1954-1958年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都从互助组／合作社转移到了公社，向公社的转变消除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体系。有些研究者认为，至少在集体化初期，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能够选择是否要进行集体化（Lin等，1996）。但笔者与一些对集体化前夕生活记忆犹新的村领导座谈表明，没有一个被集体化的人是自愿的。

　　公社化最主要的缺陷是缺乏激励。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1)单个家庭不是产品的拥有者，这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更糟糕的是，这些生产是要基于集体领导的集中决策，而这些领导又经常远离每天的生产活动从而没有充分的决策信息(Putterman，1993)。农民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相反公社成员要基于他们特别的任务获得工分，这些工分在每年收获季节后核算成粮食和现金。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体系下有很多“搭便车”行为，而且很难进行监督，所以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的提高。

　　2.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与价格

　　改革前三十年农业缓慢发展不但同生产的组织体系和管理问题紧密相关，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产品市场和价格政策对农产品生产和要素投入配置也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由ZF来确定的。1962-1978年，粮食价格几乎维持不变，17年间只调整过3次，总体提高幅度不到20%。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品价格也没有起到资源的配置作用，投入品价格仅仅是为财务核算用的，因为在当时由于投入品短缺，人们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到的，而是通过一个庞大的分配系统来实现的。

　　市场机制也未能推动农业的发展。由于缺乏竞争，营销人员没有激励去搜寻低成本或高质量的生产者。在改革前，决定生产和消费价格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策左右着国内外农产品市场(Sicular，1988；Huang and David，1995)。此外，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如种植面积、目标单产和总产、生产投入等）。ZF的计划甚至规定了家庭消费和市场剩余之间的比率。

　　这套政策至少在短期内还是有间接益处的——通过压低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来保证低工资，进而推动工业化的进程。除了农户使用的食品、饲料和种子外，大多数农产品都以较低的价格（定购价格）卖给国家的收购部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ZF也采用“议购价格”（略高于定购价格）收购超出定购任务的剩余农产品。

　　为了解决衣食的供给不足，同时还要保持较低的价格，国家实行了食品、服装等的配给制度。配给制度是一套严格管理体系，对城市来讲，国家对每个人按预先确定的标准（如年龄、工作类型和其他影响食物需求的因素）发放其居住地区的粮票，持有粮票的人可以在“国营粮油门市部（店）”购买粮食，或在食堂等场所购买主食。

3.非农政策和制度安排

　　(1)户口制度。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安置农村劳动力对农村人口的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鉴于中国的农业部门庞大且不发达（由于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ZF严格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ZF让集体化的农业部门向城市的工业部门提供食品和其他产品，而农业部门的回报只包括肥料、少量资金和其他投入品，农业的其他需求则只能自给自足。农民不准自由地离开集体。在住房、教育、健康、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在集体经济时期被拉大。毫无疑问，户口制度和其他限制措施阻止了农村居民离开村庄，同时阻碍了农村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机会，人为地减缓了集体经济时期结构转变的步伐，抑制了收入和生产率的提高。

　　(2)贸易政策。在改革前的三十年，在贸易方面也有两项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首先，农产品贸易是国家计划的补充工具。在所有地区自给自足的假定前提下，进口只局限于满足国家的生产计划，进口品主要是国内无法生产的机器等投入品。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是由八大国有贸易公司来实行。在70年代，国有农产品贸易机构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食品进出口。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中国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同时也减少了中国的进口能力，因为在当时，农产品贸易是一种重要的创汇手段。其次，中国高估的汇率严重影响了本国农产品的出口（Huang和Chen，1999）。

　　（三）小结和讨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中国农业一直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未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虽然农产品生产在许多时期也出现增长的趋势，但这主要得益于：(1)农业技术进步；(2)ZF资金和农民义务对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但是，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却未发生显著变化，农村资源并没有朝更高生产率、更具效率的产品生产方向转移，绝大多数的人口依然集中在农业部门。

　　这种局面主要归咎于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价格机制和市场制度，都没能为生产者提供适当的激励。中国农村居民被划作“二等公民”，他们无法公平地同城市居民享受公共品和其他的生产和生活待遇，他们深陷尴尬境地，或许是计划经济政策的最糟糕之处。简言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本来可以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等政策环境的约束，结果不但农业本身发展受到限制，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在以上这种分析思路下，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转变和农村改革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中国要发展，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农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中国的领导层开始改革使农业生产率深陷囹圄的生产组织、制度安排和市场机制；农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同时农业和农村改革，不但是低成本的改革，而且即使改革失败也不会对中国的城市和工业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农民已经被强制的计划隔离出了城市和工业系统）。总而言之，到了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缺陷促使中国领导层以农村为突破口开始了艰巨的改革之旅。

三、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农业发展

（一）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国家食物安全保障得到显著提高

三十年改革，中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的农产品供给能力。在过去三十年，农业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见表3）。尽管农业增长比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慢，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使中国实现了主要农产品供给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的历史性转变。

1.粮食生产稳步增长。1978-2007年，粮食生产年均增长1.7%，显著高于同期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1%)。2007年中国粮食生产达到5.02亿吨，比1978年增长65%，人均占有量也增长了28%。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品种供需基本平衡，使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得到显著提高。

2.经济作物快速增长。棉花、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生产显著增长，2007年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比1978年分别增长2.5倍、3.9倍和4.1倍；同期，按人均占有量计算，棉、油和糖的生产也分别提高2.1倍、3.6倍和3.8倍。水果生产增长更加显著，30年内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达到12.8%（见表3），是所有农作物中增长最快的。1978-2007年，蔬菜面积也从333万公顷扩大到1733万公顷，增长4.2倍。

3.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更加迅速。1978-2007年，猪牛羊肉、家禽生产快速增长，肉类总产提高将近6倍，年均增长达7.7%（见表3）。同期，水产品生产增长更加迅速，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