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人口红利视角：居民的人口，ZF的红利

——读张建平教授的《人口红利：谁的人口？谁的红利？》有感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过渡时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晚期，此时因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个理论是在1998年首次由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与杰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所提出。这一派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在亚洲四小龙与1990年代凯尔特之虎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1965年至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以人均收入衡量）中有至多三分之一都可能要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二、居民视角的人口红利

        充分的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对于居民本身来说，人口红利并非好事。由于供求的不同，衍生了垄断和竞争的概念，也因此有了供给垄断、需求垄断、供给竞争、需求竞争。显然，人口红利是一种由于劳动力供给过量导致的供给竞争的情况。经济学告诉我们，供过于求则价格下降，在劳动力供给过量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即居民的收入较低，虽然能通过出卖低廉的劳动力来保障家庭的基本生存，但生活并不好过。至少在私有制社会，人是有贵贱之分的，在人口红利之时，贡献了人口红利的居民大部分是贱民。

        三、ZF视角的人口红利

        与居民相反，ZF则喜欢这样的人口红利。ZF只需保障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便可以名垂青史。而人口红利的存在，ZF的保障基本生存任务可轻易完成。不仅如此，由于人口红利时期的人口的基本生存极容易保障，ZF的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低，因此，在必要的社会保障支出后，财政收入必然有剩余。君王便可以利用这样的剩余来做一些使自己名垂青史的事情，例如修运河，造宫殿，开疆辟土。

        悠悠华夏历史，许多盛世，便是利用了人口红利之便。一将功成万骨枯，新王朝的建立，总是建立在大量伤亡的基础上。王朝建立之后，天下安定，生育率短时间内急剧提高，而后逐渐降低，经45年左右迎来盛世，这样的盛世正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盛世。

        由于夏商周的时代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且战争不仅规模小而且并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因此人口红利带来的盛世并不明显。东周后，战争初具规模，杀伤性武器普及，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大规模战争自此开始。秦王朝灭亡太快，人口红利期还没到来便迎来了汉王朝。汉王朝刘邦建国，到汉景帝登基时已49年，此时正是文景之治时期，汉景帝在位共计16年，汉武帝的时代则被称为武帝盛世。汉朝之后是动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杨坚建立隋王朝不过二十余年，人口红利还没开始，英明的君主杨坚于开皇之治的积累便被具有远大抱负的隋炀帝挥霍干净。隋朝灭，唐朝兴，大唐盛世与历朝历代相比，最为特殊的便是盛世的连续性，唐建国后八年，太宗李世民即位，自此便开始了贞观之治、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贞观遗风、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发生于唐朝的第八年到约第一百四十年。唐乱后，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天下，36年后真宗即位，史称咸平之治，以及随后的仁宗之治。明朝洪武皇帝建国后的35年迎来了永乐盛世。清朝努尔哈赤建国后45年，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香港澳门回归的年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盛世的开始，即1997年，距离1949年共48年，也恰好是人口红利期。

       四、结论

       综上所述，真正给居民带来利益的只是安定的大环境，而人口红利对居民则没有好处，与此相反的是，人口红利给ZF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短期来看，ZF能左右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从长期来看，真正决定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仅是生产力和社会力量，ZF只是一个内生变量。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远大抱负的隋炀帝杨广和汉武帝刘彻，一个结局是国破家亡，一个则是武帝盛世。因为他们只是悠久历史的一个内生变量，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否，在本文体现为尊重人口的规律与否，带来的结局是很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