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联合调查，评选最能代表各自城市的作家
　　谁是写出“我城”的那个人？

　　书店是城市的眼睛，让住在城市里的人看得更远更宽；作家则像城市的勋章，让整座城市发亮、发光。

　　城市与作家，经典如波特莱尔之于巴黎，乔伊斯之于都柏林，菲兹杰拉德之于纽约，永井荷风之于东京；通俗如伦敦的柯南道尔、巴黎的卢布朗、东京的松本清张、纽约的布洛克，无不让人对该城市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般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则只好说地杰人也灵，星月互争辉，结果便是打造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文化创意产业”，一城人几乎可以靠一位作家庇护维生了。

　　分析作家与城市的微妙关系，多彩而有趣，尤其是在省籍意识浓厚的华人世界里，一个作家到底如何与一座城市发生关系，最后而能画上等号？城市居民又是怎样认定“我城”与“他城”的代表作家？是全凭印象？还是透过作品？华人世界里的“城市代表作家”能否为城市加值，让人更流连忘返于该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的城市代表作家又各是谁呢？

　　此次“城市作家”的跨海调查结果是，台北的白先勇(42.8％)、香港的金庸(37.5％)、广州的木子美(40.4％)、上海的王安忆(得票率52.6％)、北京的王朔(49.3％)在五地读者心目中，分别荣膺各城市代表作家，且均领先第二名票数甚多。归纳这几位作家的共同特质，大致有以下几点：

　　1、作品均有简繁体版，发行涵盖两岸三地。

　　2、除木子美外，创作均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3、具较高媒体知名度，一举一动，或有意或无意，常成为新闻报道对象。

　　作家知名度，媒体有推波助澜之功。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广州木子美，其作品有限，文学评价也不高，却靠着露骨描写个人性爱经验的《遗情书》，从网络一路红到平面，甚至塑造了新世纪大陆年轻人“大胆一脱”的成名模式。在羊城作家相对不具全国知名度的情况之下，居然突围成功，成为“广州代表”。媒体之功，还可从木子美高票当选但说得出其代表作品名称的读者却寥寥无几这一“人红书不知”的矛盾现象，得见一斑。

　　另一方面，脱颖而出的代表作家未必就是“本地”众望所归者。譬如香港人心目中的代表作家是西西而非金庸；王文华也以一票之差，险胜白先勇，成为台北人的最爱；广州人其实“不知道、不清楚、不认识”自己城市的代表作家(33％)，木子美胜出关键，乃是一举囊括上海人90％的票数，从而后来居上，这一点，实不能不说是拜传媒之所赐了。同样的，西西的作品几乎不见简体版，她的票源便只能来自港台两地，要不凭其实力，当可与金老爷子“华山论剑”一番才是了。

　　从作品内容来看，“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本城，你会建议他读哪个作家的作品？”台北人建议朱天心，香港人还是推崇西西，广州人多半“不清楚”(有人干脆说：“广州有作家吗？”)，茅盾和张爱玲在上海同票压倒王安忆。到了北京，老舍作品拿下三成选票，成为北京人公认了解北京的快捷方式了。

　　“人书分开处理”的现象，同样发生在个别作家身上。譬如，台北有人以“更深刻地思考城市文化、政治、政策、人物”为由，认定龙应台足以代表台北，但若要了解台北，他却建议该读白先勇、朱天心的作品；上海的韩寒，因为“年轻叛逆、八○后新生代”而获得不少上海人认同，但同样这批人却无人认为读他的作品可以理解上海。

　　以上作者与作品的疏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说明了“出版商业化”、“作家综艺化”的大势所趋。畅销作家像明星，人人都需要包装，包装的要项之一，便是设法“博版面”，打知名度，让更多人知道作家名字，然后才是作品。反过来说，作家只要有知名度，能为媒体所关爱(想想金庸、白先勇动见观瞻的文化巨星气势)，那么，书要畅销，可能相对容易了。

　　在此情况之下，作者、作品、读者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相对错综复杂。“如果不住本地，你会选择哪个城市居住？”第一名是台北，原因为“少数留有中华文化气息的地方”、“生命力丰富”、“亲切舒服”。对台北人而言，这大概是很难想象的答案。第二名的北京，理由多为“首都”，唯独台湾挺它的10票，几无例外都是因为“文化气息”、“古都名胜”、“胡同”等，北京人听到这答案，应该也会有些许讶异才对。所有答案中，唯一跟作家牵连得上关系的是上海，有一位台北人选择上海居住，只是为了“张爱玲”三个字。

　　中文作家与城市关系看似淡薄，所有受访者却都很愿意把“作家故居”列为游览景点之一，且多半会“因为某位作家的作品描写，而特别到该城市旅游”，假如这位作家的知名度与功力越好的话，那就更有兴趣与动力了。由此看来，与其不停炒短线“申奥”、“申遗”，不如好好经营“城市文学之旅”，长远看来，或许真是开创“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大利多呢。

　　□傅月庵(作家，现居台北)


　　由台湾《中国时报》的《开卷》周报策划主持的年度跨海大调查，今年已是第四度进行，合作的城市也跃升至台北、香港、广州、上海、北京五个城市。

　　这次调查的题目设定为：“城市·作家·文学风景”。谁是各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读者与文化界的认知可能不尽相同；本地读者对于其他城市作家的认识，也会与当地读者有一定的落差。其间的差别对比，以及作家、文学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在读者眼中反映出何等风景？

　　台北：白先勇

　　傅月庵(台湾作家)

　　他的故乡在桂林，却成了台北人；他常停留在美国加州，行脚世界各地，最终却像鲑鱼一样，总会回到台北来。白先勇，享誉两岸三地的作家，《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人，青春版《牡丹亭》的催生者。他以文学创作跟世界接轨，最后却甘愿以推广昆曲为终身职业。

　　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都是失根的兰花，都是不得不落脚于台北的天涯沦落人。有人说，那是大陆人，不是台北人，他们梦里想的也是大陆，不是台北。只是，甘愿也罢，不愿也好，日转星移，世代更替，老去化作春泥还护花，那一代的人毕竟都成了台北的养分，为这个城市注入多元面貌。

　　如今的台北，不但有台湾人、外省人，还有怀抱各种希望、为了寻找梦想而来的各种肤色、语言的新移民。“他戴着一副眼镜，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臂，两个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行着。”《台北人·孤恋花》里的这一幕，寓言似地预告了台北的变迁。也或许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人认为不常在台北的白先勇，最足以代表台北吧！

　　台北入选作家：王文华、朱天心、痞子蔡、侯文咏
　　
　　香港：金庸

　　郑依依(《明报》记者)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原名查良镛的金庸创作过15部武侠小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售出数百万本，许多作品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都脍炙人口，把小说书名的首字可凑成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刘再复教授曾论金庸的文学成就：“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笔下的侠客江湖属于整个中国文化，而他创造江湖的地方，就在香港。

　　查大侠不但筑建了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现实中他亦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生于浙江海宁，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其后再办《明报月刊》与《明报周刊》，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开与“文革”对着干，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他屡任公职，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之一，影响着香港社会政法进展。

　　近年，年过古稀的查良镛虽早获得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头衔，甚至曾得到英国牛津、剑桥两家学院的荣誉院士等殊荣，仍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其认真不懈，可能便是港人认同的香港特质。

　　香港入选作家：西西、亦舒、倪匡、李碧华
　　
　　北京：王朔

　　姜妍(《新京报》记者)

　　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家境小康，这样的出身对他之后轻车熟路描写北京市井生活有极大帮助。幼时在军区大院的自由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在那个孩子们每天忙着分伙打架的年代找寻到了素材，后来本书被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少年时的王朔并非顽劣的学生，甚至曾怀着“匹夫有责”的信念参与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并因此被关押3个月的时间。此后来到山东参军，渴望战争希望成为英雄的他，却只是一个普通的操舵兵、卫生员甚至帮厨。1978年，王朔开始练习写作，其间偶然将习作投往《解放军文艺》，居然中选。一投中的，显示了王朔的创作潜力。

　　王朔早期作品都是以自己“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也写过一些言情、侦探类的小说。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写一群文化痞子，以游戏、颓废为精神特征，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以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北京入选作家：史铁生、刘心武、刘恒、春树
　　
　　上海：王安忆

　　何涛(《东方早报》文化部主任)

　　在多数上海人的印象中，提到本地女作家，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就是她。尽管我们在更早的时候就从课本上读到过她的母亲茹志鹃的作品。

　　王安忆的《69年初中生》，描述了整整一代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的状态，她的《小鲍庄》后来屡屡被评论家们在“寻根派”的分析中作为首选案例提及。

　　像多数上海女人一样，她执着于精致的细节，执着于往昔上海的灵魂。《长恨歌》里的王琦瑶身上，汇聚了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80年代的上海女人在各个时代背景下依然自成一体的优雅气息。她笔下的上海弄堂和上海女人一样平静幽深，处变不惊。

　　亲眼见到王安忆本人，就可以见识到她身上那种历经过农村劳动和生活的知识女性才会积聚的内敛和坚忍——不然，也不可能一部接一部地码出几十万字的小说来，尤其是身处于上海这样一座随时可以选择放自己一马的城市里，没有坚忍，是断断做不到的。

　　上海入选作家：陈丹燕、韩寒、孙甘露、陈村
　　
　　广州：木子美

　　田志凌(《南方都市报》记者)

　　“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的采访。”木子美，70年代末生人，广州杂志性栏目编辑，以下半身写作而著名的网络作家，不断以她自己的方式挑战着社会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即使招来一片非议声，她仍然我行我素，做她自己想做的事。

　　广州素以开放、大胆著称。木子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2003年6月19日起，木子美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当时访问量并不大。至8月某日，木子美在《遗情书》中记录了她与广州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故事。与以往的写作风格一样，故事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她与这名乐手做爱时的大量细节。她在日记中直呼该乐手的真实姓名，并对其技巧和能力进行了描述。木子美由此“一炮而红”，迅速形成“木子美现象”。

　　广州这个城市是极具包容性的，高雅的、低俗的，来者不拒。也许正因为这样，才能诞生一个无所顾忌的木子美。她张扬的个性、她务实的作风，确实可以反映广州性格的一个侧面。相信木子美的当选会引发广州文化人的强烈争议，但广东作家在当代文化界和读者中影响力的欠缺将会引起思考。

　　广州入选作家：张欣、洪三泰、张梅、吕雷

　　合作媒体

　　台北：《中国时报》

　　周月英(《开卷》周报主编)

　　宋小海(《开卷》特约编辑)

　　香港：《明报》

　　郑依依(副刊记者)

　　广州：《南方都市报》

　　戴新伟(阅读周刊编辑)

　　田志凌(阅读周刊记者)

　　周雪梅(实习生)

　　上海：《东方早报》

　　何涛(文化部主任)

　　北京：《新京报》

　　方绪晓(文化副刊编辑)

　　姜妍(文化副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