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使人力资源低贱，劳动力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所谓“人口红利”实际上是用工者，即资产所有者的红利，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加上再分配制度的不足，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剩余价值是流动性过剩的主因。产业利润的出路除了资产所有者个人消费之外，主要用于再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非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与资本市场寻求增值。由于剩余价值在GDP中的比重过大，这部分钱没有进入普通公众口袋，无法拉动消费，从而在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制造大量泡沫，通过高位套牢民众收入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财富加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消费市场整体不振的同时也出现明显的分化，奢侈消费品与低端产品市场较大，而真正有品质的中档商品市场萎缩。这种恶性循环如果进一步加剧将严重影响消费市场，从而制约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剩余价值在资本所有者群体的积聚如同经济领域的“堰塞湖”，也是经济“热钱”的源头，热钱所到之处，泡沫产生与泡沫破灭都将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众人皆知的典型就是温州商人，在依靠所谓胆量与魄力为成功的主要因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利用走街串巷贩卖商品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接着开始兴办工厂，利用当时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与较低的市场竞争程度，再用低成本的“假昌伪劣”技术，综合这些因素为他们累积了巨额的现金流，接下来的故事恐怕更广为人知，那就是开始利用这笔巨大的现金流在楼市，矿山投机让他们的财富再度暴涨。可以总结他们的掘金路线如下：先是利用不成熟的市场坑蒙拐骗消费者获得第一桶金，剥削了消费者；其次，投资办厂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最后，利用房地产工具让无数大中城市白领成为他们的奴隶！利用资源税漏洞在矿山上大发其财，剥削全民。他们分别利用了市场缺陷，人口红利，资源税缺陷，法制缺陷，然而，温商这样一个群体却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学习对象，靠这样的一批商人，怎么可能实现产业升级，怎么可能谈创新？因此，只有温商或者同类的“温商们”的没落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

同时，国家掌握着所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收益权，通过资源分配权的寻租形成官员的巨额灰色收入造就权贵群体。国家的税收收入与资源收入没有很好地发挥社会再分配作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流入与公务员有某些关系的群体。这很好地解释了公务员热的社会现象，所有人都想削尖了脑袋挤进公务员队伍（其实不能再称为“公务员”，而应叫“贵族老爷”），自己进不了官僚队伍的男人女人都想找公务员配偶间接获利。由于税收与资源性收入不能直接装进自己口袋，同时也是解决过剩而没有通过社会再分配进入公众福利的公共收入的出路问题，这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就转化为五花八门的公共投资项目，特别是ZF办公楼等面子工程，而非民生工程项目，官员通过这些项目的发包实现权力寻租收益。

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主还是ZF，当前拉动经济的模式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投资作为消化“过剩流动性”的途径，而不是将这部分流动性转化为消费力（即得利益群体所不愿为之事）。这是当前分配制度下的必然选择。要想启动消费，必须打破以往的收入分配模式。否则只会造成大量无效的投资，这也真实再现了当前GDP增长与民众生活水平增长之间的严重背离问题，因为公众大部分的辛苦劳动成果反映在资本家的炒作“热钱”以及资本家与ZF无效的投资项目中，而没有形成消费能力，没有造福民生。

当我们回首去看这一段经济发展历史时，我们应当辩证地去观察。总体上看，这是一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让全国人民忙起来去创造财富。但是，它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要素，以损害民众健康的高强度劳动以及恶劣的劳动条件为代价，由于缺乏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一方面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报酬低下，广大人民幸福指数很低。同时，报酬低下难以培育消费能力进行产业升级。

总之，我们的ZF管理者与企业管理者缺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根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市场），更加有效地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种资源利用效率使财富最大化的能力，同时缺乏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能与普通劳动者共享收益，从而抑制了劳动者的创造性，也抑制了市场需求，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中国的老板们绝大部分只是生意人，缺乏企业家能力，缺乏有效整合资源创造更大价值的能力，只会做“搬砖头”的生意，没有规划与建设宏伟工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