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状与问题　　目前，看病难、药价高、医疗事故频发、医患纠纷不断，发改委屡发限价令，打压药价，但降价药下架了，新的高价药重新出现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没有停止的迹象。
　　二、症结诊断
　　百家药企联合上书发改委，要求改变单纯打压药价的行为，要标本兼治。药企表面是高价药的受益者与推动者，实际上它在为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垄断链条背黑锅，成为以药养医的利益输送带，亏损严重，苦不堪言。
　　然而，该链条的垄断利益获得者—医院，在药企回扣、高价医疗、乱收费、红包的喂养下，并未成长壮大起来，相反，管理低下、医生疲惫不堪、没有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其巨额灰色收入没有用来激励医生提高医术，没有用来改善管理，而是挥霍流失了。
　　三、方案与出路
　　扭转现状的方案是医生、医院、药企相分离，切断医院纵向垄断链条，显化合理收益，实现横向良性竞争。
　　1、医师
　　A、建立医师负责制，大幅提高药方费、手术费、诊断费，强化医师医疗责任，购买医师职业保险，拉开收入差距，实行医师横向间的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其高收入可以激励提高医术水平，反馈其高额投入，在该机制下，医师既有压力，更有动力。
　　B、改变医师对医院的依附性，提高其独立性，实现多点行医。
　　C、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信息系统，依据个人身份证设立患者帐户，个人信息保密，病症、处方、病历公开。患者可随时登陆该系统对主治医师进行评估打分，年终系统自动汇总，调整该医师的处方收费水平。
　　D、患者可以根据以往病历，寻找适合自己的私人医生；医师同样可以建立自己的病人档案，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2、医院
　　A、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院，实现产权多元化。公立医院的投入包括基本设施、医师基本收入，其资本隶属国资委，在保障社会效益前提下获得适当经济效益；私立医院通过提供差别性医疗服务获得相应经济效益，主要由医师处方费、手术费、护理、检测服务决定。鼓励医院间开展良性竞争，破除垄断。
　　B、医院分为基层社区医院、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公立医院的院长由主管部门公开招聘后任命，私立医院院长由董事会任命，并对其负责。患者可以在医疗信息系统对医院、院长打分，年终汇总分值畸低，可被罢免。
　　3、药企
　　药企以研发新药、提高药效为己任，公平竞争。
　　4、医保
　　A、医疗管理系统为个人建立患者病症、诊断、处方、处方费、病历、用药、费用、社会医疗保险等科目，社保报销公立医院费用，私立医院费用及相应处方费则由商业医保报销。
　　B、国家每年通过财政预算拨款购买社会医疗保险以补贴患者。
　　C、在医疗保险基金中设立120专用金，用于急诊救助。
　　5、医疗事故
　　在省市成立大型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其中立公正客观的鉴定报告作为法院裁决的依据。
　　6、医疗信息系统
　　该巨型数据库以全国公民身份证为核心，涵盖患者个人信息、医师处方记录、用药记录、病历、住院诊疗记录，可以用以医学研究，药效调查、医师、医院评价，全面提升了国家医疗信息化水平，强化了医疗全行业监管，改善了国民医疗服务质量，同时有效拉动信息制造业、软件业。
　　7、疗监管责任
　　卫生部负有领导、监督责任，制定规则，防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医师行业协会、医药行业协会、患者权益保障协会集中会员意见，协调相互关系，化解纠纷。
　　附：医疗改革进程大事记
　　2005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
　　2005年8月3日，卫生部全文公布了卫生部部长高强关于医疗改革思路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对于公立医疗机构出现市场化倾向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卫生部门对此监管不力。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工具。
　　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对有关中国卫生保健制度的调查结论是医改并不成功，指出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最应该获得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
　　2006年9月底，国家正式启动医改，成立了由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出任双组长。
　　2006年10月8日-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目标。
　　2006年10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探讨医卫体制和医卫事业发展。
　　2007年1月8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指出医改要建立四项基本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和进行公立医院改革。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研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5月29日~30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评审会，但并未作出最终选择。
　　就普通百姓最为关注的三大焦点议题，记者昨天采访了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和中国社科院生命伦理专家邱仁宗教授。
　　政府、市场谁唱主角？
　　在最初征集的九套方案中，就出现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两套思路。前者主张政府投钱给公立医院，维护其公益性，政府免费或部分免费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后者则主张政府减少对医疗服务提供领域的直接干预，向各种资本开放医疗服务市场，政府作为医疗筹资的主体，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
　　据了解，在最终递交国务院的融合方案中，“补需方”已成为较为确定的方向。而据《财经》杂志报道，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放宽医疗领域准入等已经形成共识。
　　“现行医疗体制中，百分之六七十的费用由患者来承担，这是不合理的。目前的财政收入已较为充足，应该拿出钱来解决医疗问题。”邱仁宗表示。
　　营利、非营利如何界定？
　　“现在，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发育不健康，一些本不应营利的公立医院却挂羊头卖狗肉。”卓小勤认为，医疗机构的改革是医改的当务之急，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划清营利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界限。
　　他说，我国医疗机构的层次却并不明晰，由于缺乏慈善医院等层次，部分弱势群体看不起病，而民营医院的发展也较为迟缓。他认为，建立全科医师制度、强化社区医疗应是改革的方向之一。
　　在17日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
　　本报另从权威渠道获悉，国务院医改小组设在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如果不出意外，医改大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即可出台。目前，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
　　消息人士称，从表面看来，“英国模式”照顾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率，从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英国的医疗体制提高了实际的效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
　　有分析认为，在英国的基本医疗体系中，社区医生对每户人家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加上由政府组织的各种体检，随时可以把许多疾病消灭于萌芽当中。如此，尽管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的服务不能尽如人意，但真正去大医院看大病的人却减少了许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极大提高了效率”。
　　此外，对于农民，新方案仍将坚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论坛上，卫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演讲也印证了上述消息人士提出的“英国模式”构想。这位官员透露了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二三四五”策略——
　　一个目标，即建立惠及全体国民的卫生体系，保障每个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两层服务体系，包括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以及解决急危重症（大病治疗）为主的二三级医疗机构体系。
　　三重保障制度：
　　首先是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制度，通过政府一般税收筹资、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机构、利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和基本药品、免费向全体国民提供，解决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平问题；
　　其次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立法强制全体劳动者加入，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分担，政府可资助弱势群体加入，以解决大病风险问题（大病保障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基础）；
　　第三为商业医疗保险，创造条件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发展，公民自愿加入，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需求。
　　四项实施策略：
　　第一是加快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明确卫生发展的目标、公民的健康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责任；
　　第二是保障卫生投入，确定政府法定的卫生投入水平、完善问责机制；
　　第三是完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保证公立机构的公益性，保证微观机构的行为与卫生发展总体目标一致；
　　第四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保证卫生发展与改革的总体目标的实现。
　　五个关键问题则包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支付制度、基本药品、管制、发挥中医药作用。
　　记者获悉，由全国33家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联署的《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已上交到医改协调小组。《建议》称：“以药养医的体制仍然是百姓看病贵的主要根源，必须切断医院、医生和药品销售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不彻底解决体制问题，改革意见就形同虚设。”但是，砍去药品一医疗机构赖以生存的主要支柱后，谁来补偿医疗机构的损失？
　　在医药不分家体制下，部分药品生产企业采取贿赂医院干部与医生的手段，来达到多销售自身产品的目的，并因此而导致大量医疗腐败现象发生，医疗卫生成为腐败高发领域之一；医生收取回扣，必然要据生产企业回报情况选择开药，这就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健康受到损害为代价。通过卖药维持医疗机构运转与发展，医院必会要求医生超出患者实际需要开药，医药不分家，医生为多获取回扣必会热衷于开大处方，这样一来就势必会造成看病贵现象出现，加重患者看病负担，甚至导致因病致贫与部分患者有病不医现象出现。
　　从理论上说，对医生开大处方等行为固然可以加强监管，但是医疗卫生属于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行业，不要说患者与普通百姓，就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不容易判别医生开出的药品是否应当开。正是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决定了单纯依靠行政管理难以有效遏制大处方现象的出现与蔓延。也正因如此，医生开大处方加重患者负担问题，不是依靠单纯的行政管理所能解决的，要解决群众看病贵难题，根本的还需从医疗卫生体制入手，截断医院、医生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关联，实行医药分家。
　　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患者负担，解决民众看病贵问题，而降低医疗费用的根本途径在于截断医、药之间的利益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医药分家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减轻患者看病负担、实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制度保证。
　　实行医药分家当然意味着医疗机构收入的减少，所以实行医药分家需同步辅以加大政府对于医疗机构的投入，让医疗机构无须通过以药养医而能获得生存。财政收入能否在公务消费甚至浪费与促进民生之间公平分配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唯有政府厉行节约，大力降低行政成本，立法机关强化预算管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以促进民生为主导的财政资金投入体制，财政资金能够得到均衡使用并适度向着民生倾斜，实行医药分家等体制改革才不会真正缺乏资金，包括减轻民众看病负担在内的民生福祉才可能得到有力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