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世纪性问题。当今的娜拉问题是中国经济如何真正融入人类文明。中国经济要完成现代市场体制的转型，需要澄清三种思想观念：一是怎样认识市场；二是怎样建立市场经济；三是怎样推进市场经济。

        作　　者　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现代中国的一个世纪性问题

        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所写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追求个性自由，她毅然抛弃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社会。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萦绕在思想者的脑际。

        《玩偶之家》写于19世纪下半期的欧洲，但到了20世纪上半期，“娜拉改变了中国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念” ［1］。与此同时，像鲁迅这样的思想家，考虑得更为深远。他首先肯定娜拉出走是必然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但他担忧出走以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2］。归根结底，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要靠娜拉自己去解决。

        20世纪70年代前期，面对“文革” 动乱造成的灾难，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破产，顾准从新的高度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他写道：“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3］“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4］“……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5］他认识到，“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6］。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后，娜拉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当1992年中国向世界宣称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始伟大的建筑工程时，吴敬琏以为只要建立了市场经济就能够经济昌盛、人民幸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生活中公法不彰、社会失范现象的蔓延，使他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天空并非梦想得那样清湛碧澄。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又一次‘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顾准式的发问进入了他的心里。”［7］

        不难看出，现代中国的这一世纪性问题是相互关联、层层深化的。如果说在鲁迅时代，娜拉的问题是个性如何解放；在顾准时代，娜拉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推进；那么，当今的娜拉的问题则是中国经济如何真正融入人类文明。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以为出走以后的娜拉面临三个问题，需要澄清三种思想观念。

                                                     怎样认识市场经济

        中国人知道和接触市场经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一向沉湎于“**无所不有”优越心态的东方古国初次领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强暴。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经济体制的批判，以及这种体制的被取代。整个20世纪上半期，外遭列强凌辱、内受战乱困扰，中国的志士仁人苦苦探索国家生存发展之路，在多种选择之间，基于悠久雄厚的整体主义文化，最终确立了统制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样的艰辛曲折，这样的路径依赖，导致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缺乏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

        顾准是计划经济时期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他在研究欧洲工业文明的起源时发现，市场经济是社会各种进步因素的综合产物。在他看来，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理由，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必须补充的因素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8］。因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9］。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形成因素非常丰富，它决不是人类为了追求财富而刻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经济体制，而是社会发展所自然孕育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不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就容易只看到市场经济具有的财富效益，而忽视或否定它的现代价值和道德内涵。

        市场经济的现代价值突出体现在它的经济公平和自由上。有学者撰文指出，“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高效率‘生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为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及其自由竞争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活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自由而平等地参与要求，解除了人们之间因政治权力、生活传统、种族性别、信仰差异等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所负有的先定束缚”，自由竞争“使社会的各生产（劳动）主体享有了充分发展其才能、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和效益的机会”。他进一步分析说，“要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就必须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因此，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自由竞争、各尽所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求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没有公平，竞争既不能合理持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产性的竞争”，“市场首先通过普遍均衡或平均化的市场价格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来确保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事事平等。任何非经济的政治力量（权力或权威）、社会文化力量（传统习惯或个人心理偏好）原则上都不能直接限制或改变这种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征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它不带任何主观倾向或特殊立场，具有一种天然平等的特征。”这些现代价值直接构成并加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力量，“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10］

        不难看出，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活力，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过以前各种社会形态几千年总量的物质财富，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发生技术革命和市场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机制具有解放人、保护人、激励人的功能，公平、自由等现代价值既是这些功能的内在文化基础，又是这些功能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保证。同时必须认清的是，市场机制所内生的信息优势、知识优势，也是这些功能的衍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