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
　　
　　人们预期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久将超过一万亿美元。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无论从标准理论还是国际经验角度看都是反常态现象。特殊现象背后有特殊机制，特殊机制背后有特殊规律。如何超出对这一问题短期对策分析视野，从认识我国经济成长具体特点和规律这一长程视角着眼探讨其深层根源和启示意义，是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重要问题。下面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阶段性特点、当代全球产品内分工时代条件、人民币汇率低估失衡三个层面分析这一现象，在此基础上讨论这一现象提示我国经济成长进入新阶段的认识启示和政策含义。
　　持续双顺差：万亿储备现象直接成因及其特征含义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直至最近突破万亿美元水平，是晚近时期国际收支双顺差发展的结果。双顺差指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不包括官方储备的资本项目同时出现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的盈余状态。从国际收支账户定义关系看，如果不考虑“误差和遗漏”，双顺差实现两个账户盈余之和等于外汇储备增量。
　　以1990年代初为界把改革开放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态势发生结构性变动。前期国际收支结构较多表现为经常和资本帐户逆顺差不同方向平衡方式组合，1982-1993年12年间有九年逆顺差组合。后期国际收支结构通常形态转变为双顺差，1 994-2005年1 2年中有十一年为双顺差。持续双顺差推动外汇储备增长，尤其近年来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直至最近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一个大国国际收支十多年保持双顺差，无论从标准经济理论还是国际比较经验方面看都是反常态现象。从理论上看，二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定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规模与出口能力之间差距形成贸易缺口，外资流入(包括外援)弥合两重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国际收支结构应具有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帐户顺差的“逆顺差组合”特点。我国持续双顺差是上述标准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
　　经验证据也凸现我国持续双顺差现象特征含义。选择全球50个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和经济体，统计它们1 970年代以来发生双川页差和显著双顺差的频率。总共1 337个年度观察值样本中，不包括中国两个帐户都出现顺差观察值为141年次，占样本总数的10.7%；中国1982年有国际收支帐户数据以来共记录14个年份双顺差，占观察年份比重为54%。中国以外国家两个帐户顺差占GDP比重分别超过2%的显著双顺差一共发生了25年次，占总样本1.9%；中国发生显著双川页差共有五年(分别为1997年以及2002-2005年)，为观察年份的20.8%，发生频率是全球范围同一指标值的十倍。另外从外部情况看，这类显著双顺差主要发生在台湾、新加坡、韩国、丹麦、挪威、伊拉克、委内瑞拉、尼日尼亚等中小型经济体，中国大陆这样大型经济体出现显著双顺差极为罕见，最近四年连续保持显著双顺差更是绝无仅有。
　　加工贸易与直接投资互动作用：万亿储备现象的结构成因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出现特征含义鲜明的双顺差现象?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阶段性特点及相应国际收支帐户结构形态看，这是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互动作用的结果。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使得我国贸易帐户以及经常帐户平衡方式与上述标准模型预测方向分道扬镳，非加工贸易仍持续逆差因而与标准模型分析结论大体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很大程度决定资本账户顺差并与加工贸易存在深刻内在联系，这些构成我国双顺差以及万亿储备现象的结构根源。
　　加工贸易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开放成长模式体现在贸易结构上的重要特点。改革开放初期近20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到1990年代后期两类贸易在全部贸易中大体各占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有一个经济属性，就是它的平衡方式具有创造外汇盈余的特点。截至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顺差6609亿美元，今年可能超过8200亿美元。与加工贸易不同，我国非加工贸易基本保持逆差，到2005年累计逆差超过3000亿美元。可见如果没有加工贸易顺差，就不可能有经常账户累计顺差。
　　从资本帐户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到2005年累计总额为6200多亿美元，今年可能要增长到6700亿美元，构成支持我国资本账户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加工贸易累计盈余与FDI流入额之和到2005年约为12775亿美元，比当年末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多出4586亿美元，弥补非加工贸易累计逆差3114亿美元外，还对国际收支其它项目累计1 000多亿美元逆差提供融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2003年数据显示，约八成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是从事加工贸易外资企业的主角。这一观察说明我国现阶段在全球加工生产体系中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关键动因之一，外资企业对推动加工贸易增长和双顺差结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产品内分工与开放追赶：万亿储备现象的深层根源
　　进一步观察，上述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结构特点，又与产品内分工作为微观基础的兰代经济全球化特点存在深刻联系。探讨全球产品内分工发生内在机制与我国国际收奴顺差的内在联系，有助于从时代背景与我国经济开放模式特点角度认识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激增的深层根源。
　　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角度看，当代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特点，是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基本涵义指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分布到不同国家和经济本进行，使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为跨区域或跨国性生产链条或体系，从而使越来越多国家企业得以参与特定产品的生产或供应活动。
　　与国际经济学认为“行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与比较优势无关的标准理论假说不同，当代产品内分工最基本源泉仍是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因素，企业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也构成产品内分工的利益来源。产品内分工发展动因来自当代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特别是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领域技术革命，多边、双边、单边、区域贸易自由化取向制度改革，极大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对推动当代产品内分工在全球范围展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当代产品内分工具体发展过程看，1963年美国实行“生产分享(productionsharing scheme)”政策，设立“806.30”和“807.30”两组新税号鼓励服装、电子等行业产品劳动密集型工序向海外转移，中美洲和东亚某些国家和经济体承接美国企业外包工序，构成推动当代产品内分工兴起的早期关键因素。较早采用海外工序外包策略的企业成功提升自身竞争力，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推动这一生产方式普及。MBA教育特别是战略管理相关课程对这类策略的介绍宣传，加快了新生产方式的推广进程。
　　二战后流行的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战略建立在出口悲观论假设基础之上，产品内分工新生产方式兴起对这一中心假设的理论和经验基础提出质疑，为经济落后国家控索和选择外向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有利外部条件。东亚“四小龙”经验显示，早期通过承接和参与某些制造业最终组装等相对简单工序切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随后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部学习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较高增加值工序和环节攀升，构成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我国计划经济实践受挫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借鉴其它国家利用产品内分工环境促进自身成长的经验，构成开放战略的有机内容。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互动作用及其塑造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特征的作用，突出显示产品内分工这一当代经济全球化微观机制在对我国开放成长模式选择打下的时代烙印。
　　依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定义，“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进口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从贸易对应国际分工类型角度看，加工贸易特征属性在于它不是独立生产某个产品，而是承担特定或若干工序的加工生产活动，因而是我国境内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加工贸易特征属性在于会定义性地创造相当于国内加工增加值的贸易盈余，因而贸易平衡方式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迥然有别。
　　前面观察数据表明，加工贸易盈余是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流入，重要动因之一在于利用我国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以获取利润，并在客观上推动我国经济成长为全球供应链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可见，双顺差现象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作用，深入观察则是在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幅度降低参与国际分工交易成本后，企业和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创新发挥出我国资源比较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的结果。
　　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失衡：万亿储备现象的政策背景
　　在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快速追赶国家一定时期可能出现双顺差局面。由于双顺差和相应外汇储备增长是国际分工深化和比较优势原理发生作用的结果，因而在微观机制层面具有经济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我国近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又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存在显著联系，从政策角度看又具有失衡性因素。把握当代经济全球化特点以及特定体制政策安排作用两方面因素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我国外汇储备飙升现象的深层根源，对近年美国双赤字结构及所谓“全球失衡”现象也具有某种解释功能。
　　把人民币汇率争论拉回到经济分析基本常识层面求解，需要在分析思路上做两点调整。一是要建立实际汇率概念，把名义汇率作为实际汇率一个能动调节因素来理解二是要从经济追赶长程背景着眼，抓住本币实际汇率与经济成长动态关系这一认识关键。实际汇率定义为经过名义汇率调整的国内外相对价格，是调节开放型经济长期对外关系的基本价格变量。一个经济实体基本竞争力很弱时，本币实际汇率需要定在较弱水平，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并支持开放发展战略。如果经济竞争力持续增强，则需要实际汇率升值以协调内外部经济关系。实际汇率短期波动受复杂因素影响，然而依据国际经济学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假说，本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由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名义汇率由可贸易部门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决定。如果一国经济追赶伴随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本币实际汇率内生出通过一般物价相对上涨和(或)名义汇率走强而展开实现的长期升值趋势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可贸易部门单位劳动成本相对持续下降，经济成长基本面变动与1990年代后期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制不相匹配，构成近年人民币汇率低估失衡基本背景。相关数据显示，1995-2005年我国可贸易部门代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3.4倍，不可贸易部门代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80%，制造业相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2.4倍；这一指标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对增长60-90%左右。依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要求人民币实际汇率通过相对物价上升或(和)名义汇率升值而显著升值。另一方面，1995-2005年我国制造业名义工资增长2.1倍，实际增长1.6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0%，实际工资增长不仅与计划经济时期年均0.4%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也大大高于1978-1995年间4.2%的年均增速。然而由于劳动生产率更快增长，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下降30%，比美国相对下降22%，比13个OECD国家下降幅度更大，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升值。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人民币汇率在一段时期难以对经济基本面变动做出相应调节和反应。人民币名义汇率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采取盯住美元政策，2005年7月汇率体制改革后才开始温和升值。由于美元近年总体上处于弱势，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有效名义汇率甚至还出现轻微贬值。给定名义汇率走势，加上世纪之交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物价增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而实际汇率不仅没有升值反而有所贬值。人民币盯住汇率制与我国生产率追赶不匹配所引入的汇率平价与国际收支失衡性影响，在世纪之交被东南亚危机冲击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市场预期因素所抵消冲淡，然而由于东南亚经济危机没有改变我国经济成长基本面派生的升值压力，2002年前后危机影响烟消云散之后，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失衡属性便凸现出来。
　　近年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表达的意见分歧，显示中国经济开放成长与本币实际汇率关系这一现实问题对经济学现有知识提出挑战，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经验加以分析考察。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这一几年前可能还难以想象的变化，应当是提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最新经验证据。对我国经济强劲追赶背景下固定汇率制的不可持续性，还可以通过对近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轨迹做简单外推加以讨论。2002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大体采取指数轨迹增长。如果坚持汇率不变立场并且外汇储备继续2002年以来指数增长轨迹，简单模拟五年后会达到近五万亿美元，这也许可以作为坚守固定汇率政策假设下外汇储备增长的理论极限值。这一简单外推结果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它间接显示近年外汇储备激增不可持续性，提示近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确实具有低估失衡性，也说明2005年七月政府放弃盯住汇率制改革是必要的。
　　汇率低估和外汇储备过量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被动持有过量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本外币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差异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最终升值带来很大国民福利损失。更重要的是，汇率低估限制利用利率等市场性手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而过多依赖替代性行政调控手段，会对经济发展长期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如何通过汇率及配套政策调整应对目前内外经济关系失衡问题，逐步依次实现外汇储备同比零增长、绝对量零增长、绝对量减持等调节目标，是影响我国未来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重要政策议题。
　　经济成长进入名义追赶提速新阶段：万亿储备现象的启示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产生深层根源在于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名义汇率升值压力深层根源在于我国可贸易部门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下降。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现象再次提示上述关系的内在客观性。从长期供给面角度看，我国经济成长前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通过生产函数持续变动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会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并推动我国经济成长进入名义追赶速度超过实际追赶新阶段。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追赶长程视角观察，名义追赶与实际追赶相对速度在不同阶段具有各自特点。相关数据显示，1978-2005年，我国人均本币GDP累计增长7.8倍，美国人均本币GDP累计增长70%，中美实际增长差额或我国相对美国实际追赶累积指数为532。1978-2005年，美国人均GDP从1.03万美元增长到4.2万美元，中国用汇率折算人均美元GDP相对美国比重从2.2%上升到4.1%，相对美国人均收入比重或名义追赶增幅不到1倍。用美元衡量的我国相对美国人均GDP比例变动作为分子，以我国本币衡量的人均实际收入相对美国增长幅度作为分母，二者相除得到“名义／实际追赶指数”。以1978年“名义／实际追赶指数”为100，该指数在改革最初十多年间持续下降，1994年最低点为29。过去十年前后该指标止跌回升，但是上升速度缓慢，2005年为34。改革开放时期28年总计，我国经济名义追赶速度仅约为实际追赶速度的三分之一。
　　名义与实际追赶比较指数在概念上等同于用间接标示法衡量的本币实际汇率，因而该指标下降与本币实际汇率贬值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造业为代表的可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追赶乏力，加上需要消化计划体制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扭曲，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大幅贬值。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出现快速追赶势头，可贸易部门单位劳动成本则持续下降，逐步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长期变动趋势朝升值方向转变。然而这一时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趋势力量还不够强大和稳定，加上特定时期外部冲击、宏观经济周期以及政策干预因素作用，人民币实际汇率时贬时升，名义与实际追赶指数十多年仅有大约5个百分点缓慢回升。
　　由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将继续伴随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同时由于目前实际汇率某种低估，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实际汇率将面临长期升值趋势，从而派生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名义追赶超过实际追赶特点。假定未来20年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为2%，略高于过去28年平均1.85%平均增速；假定我国未来20年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前十年为7%，后十年为6%；则2005-2025年间采用中美两国实际增长相对差距衡量的我国实际追赶指数为237。假定人民币实际汇率采取年均增长3.0%、3.5%、4.0%三种方案，则实际汇率在未来20年内将分别升值80%、1倍和119%。由此预测我国人均美元GDP(2005年美元不变价)分别为10905美元、12014、13230美元，届时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比重约为17.5%、19.3%和21.2%。上述实际汇率升值预测值，就是我国未来20年名义追赶超过实际追赶速度的预测值。
　　20年后即便实现上述预测值，仍不到韩国和台湾目前约15000多美元人均收入水平，与20年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仍有很大差距。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这无疑将代表一次历史性跃迁。如能实现这一长期发展目标，巨型经济体规模将使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进一步提升，大国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意味着某些发达省区人均收入将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将为我国经济在本世纪后续更高阶段追赶奠定必要基础。
　　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
　　纵观我国经济起飞的整体图景，既包含开放经济成长一般规律，又体现出与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条件以及我国国情背景相联系的具体特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长的特殊初始制度条件和体制转型背景，决定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周小川一谢平”猜测十多年前提出的“先贬后升”演变形态。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现象，提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正在进入“后升”阶段，也提示我国经济成长进入名义追赶速度超过实际追赶新阶段。
　　我国未来经济成长前景，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推进并基本完成市场化取向改革，取决于经济全球化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能否得到维护和发展。在上述内外体制环境假定能大体满足前提下，我国国内快速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大规模技术转移、吸收和创新等基本增长因素，将为总体生产函数结构和参数持续变动提供必要条件，从而奠定我国经济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依据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与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关系一般原理以及国内外相关经验，持续实际追赶将通过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使名义追赶以更快速度展开。因而从理论、现实、历史不同角度考察，20年后我国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预测分析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清醒认识到，这更是一个时不我待因而需要力争实现的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演变趋势清晰显示，能否在未来一段时期保持快速追赶，将决定我国经济崛起最终能够达到的相对历史高度。联合国人口及预测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2005-2010年年龄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例每年增长0.32个白分点，这一指标在2010年以后将大体维持年均0.5个百分点速度增长，到2030年达到24%，与美国当时的24.7%预测值相差无几；2050年达到31%，超过美国的26.4%比例值。我国劳动人口总抚养比将从2005年0.41下降到2010年最低点0.38年后达到最低点后止跌回升，到2025年达到0.462，平均劳动力负担老龄和儿童人口人数相对增长21.6%。如果我国未来20年不能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未富先老”人口结构将意味着历史可能永远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实现经济成长新阶段发展目标需要多方面政策调整。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持久经济活力的体制保障是经济追赶的根本条件，因而需要深化改革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运行机制。近年经济发展实践提出新改革议程。一是切实落实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方面平等待遇，真正解决很多领域准入方面存在的“玻璃门”问题。二是科学界定宏观调控范围和手段，政府发挥宏观管理和调节职能应与市场体制原理和机制运行要求兼容一致。三是深化和推进土地、矿产等基础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满足经济成长新阶段对体制创新的更高要求。
　　管理一个快速变动经济和社会转型进程，面临如何协调各种复杂矛盾和利益的挑战，因而需要加强以控制外部性和增进社会和谐度为目标的干预政策。需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监管，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通过支持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通过必要的收入转移政策，降低居民收入差别并使更多人民分享到发展成果需要重新评估传统人口政策，适当放松人口出生管制以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和总抚养比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
　　企业是经济大时代的主角，我国企业表现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最终决定因素。企业要成功应对经济成长新阶段实际汇率升值和要素价格提高带来的新挑战，需要系统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其中深化产权改革和完善治理机制是前提，发挥学习效应以积累人力资本是关键，推进技术创新并提升产业结构是重点，强化竞争优势以增进盈利能力是根本。 (来源：《CCER中国经济观察》)(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