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有媒体问我，发改委公布了上海金融中心的规划，说上海的目标非常宏大，能不能达到。我这样回答：资本项目不开放，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我不是唱衰上海，我的实际意思是帮上海讲话。如果若干年以后上海能够做成全球金融中心的话，皆大欢喜，做不成责任也不在上海，是因为没有放开资本项目管制。
　　我最近在不同场合都讲这样的观点，即人民币国际化在今后一段时间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资本管制。
　　如果资本管制不开放，只在贸易项下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能够达到的人民币国际化潜力只有10%。还有90%需要通过资本项目开放来实现。
　　具体的建议我也提了一些，包括对个人和企业换汇的限制必须要放松，QFII的额度要大幅度增加，银行间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要加快，另外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融资的工具必须要发展，其中包括开放国际板和熊猫债的市场。
　　而在此，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资本项目必须要开放。这是我学习过去100多年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过程得出的一些感想。
　　按照三元悖论理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只能在以下三个变量当中选择两个：货币政策独立、可兑换、固定汇率。
　　过去100多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选择其中三种来讨论：
　　首先是古典金本位体制，是1913年以前的，特点是可兑换、固定汇率，但是没有货币政策独立性。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尤其是1944—1973年间相当部分时间的大国货币体制，是有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时紧时松的资本管制。最后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多数西方大国的货币体系走向独立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
　　这个历史演变的背后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这些大的趋势性的变化不是完全技术性的、经济学的考量，更多的是历史的必然。
　　简单把这三个阶段当中政治经济的力量做一个描述：在古典金本位体制下，即1913年以前，基本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所以它可以选另外两项，就是资本项目可以开放，同时实施金本位这样一个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关键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它可以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允许这个情况的发生。
　　有四项很重要的理由：
　　第一，公民投票权不普遍。1880年的时候英国的国会中60%的席位都被大资本家、大地主占据。资本垄断政治是非常典型的情况，自然劳工没有话语权。
　　第二，工会的力量很小。
　　第三，由于工会力量小，相应衍生出来的是价格和工资的弹性很高。如果减工资，工人也没有力量影响政治。
　　最后，不少资本家或者债主喜欢通货紧缩。因为他钱多可以借给别人。如果有通货紧缩，一两黄金原来可以换两头牛，明年收回来的时候可以换三头牛。
　　这是当时的政治体系所造成的并不需要独立货币政策的背景。即，如果发生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在这些政治条件下，由于劳工没有话语权，保证就业不构成对ZF和中央银行政策的主要压力。因此，出现危机时，保证内部稳定（就业）的目标会让位于保证汇率稳定的目标。这是为什么金本位体制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的理由。
　　从一战以后到1973年的相当时间内，西方主要国家明显增加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由于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些西方国家，所有的成年公民都有了投票权，劳工在政治当中起很大作用。它迫使ZF关注就业。工会力量也很强大，工资很难往下降，降了以后就有很大的政治反弹。另外银行在经济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旦出现国际收支危机，ZF尤其是央行必须要用宽松货币等政策适应这些民意的压力，即就业保障的压力。因为银行体系的规模很大，不能让银行倒掉，出现银行危机的时候，ZF或央行必须要向银行注资。这是为什么货币政策必须要独立（不能被固定汇率绑架）的原因。为了保证国内的目标，在危机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汇率稳定这个目标。
　　换句话说，在国内国外目标冲突时会选择国内的目标，这就是货币政策独立性。由于货币政策独立，刚才讲的三元悖论就意味着，它只能在固定汇率和保证资本流动两者之间选一。绝大部分国家选择了资本管制，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阶段，1973年以前，资本管制还是相对比较有效的。
　　最后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多数大国走向了独立货币政策加浮动汇率加资本项目开放。
　　为什么要开放？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个经济和金融条件使资本管制基本失效：
　　第一，经常性项目绝大部分已经开放了，而这又是促进贸易和增长所必须的。只要经常性项目开放，很多资本项的流动可以通过变相的经常性交易来进行。
　　第二，国际资本和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很高，比100年前增加了10倍。全球的资金这么多，只要经济和汇率失衡，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冲击你的市场。
　　第三，虽然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但是由于全球化，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渠道。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分公司体系之内进行交易，这就提供了资本在国家之间套利的渠道。即使资本项名义是上管制的，实际上管不住。
　　第四，跨国银行内部的交易也为资本跨境流动提供了很重要的通道。
　　最后是离岸市场对境内市场的倒逼机制。欧洲美元市场开放一段时间后，国内的银行体系承受不了，很多业务流失海外，国内就出现很强的力量要推动国内金融管制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讲以上这些，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也是必然的。刚才提到的那些推动西方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因素全部适用于中国。
　　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在崛起。虽然我们没有西方式的直选等，但是公民力量已经很强。ZF不得不将民生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要有独立性，不能被汇率绑架。
　　第二，在此条件下，只能在浮动汇率和资本管制之间两取一。
　　第三，出于上面讲的几个原因，如经常项目的开放、大量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业务、离岸业务的发展、国际资本的巨大规模、金融创新等，资本管制是管不住的，最后必须要走向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
　　有人说，我们走向资本项目的开放是长期趋势，可以慢慢来。但与中国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汇率弹性最低，而资本管制最严。希望三五年之后中国能达到目前马来西亚所处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