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多中国》简介:
本书首先是一部记录中国股市历史的著作,作者以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股市建立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监管决策视角展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资本市场及金融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者通过长期跟踪分析西方金融危机的成因,结合丰富的实务经验,提出了中国金融崛起和开放战略的独到见解,论点新颖,角度独特。本书首次梳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使广大投资者和金融从业人员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和金融开放战略有更全面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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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国债期货,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将是一个长期利好。
一是能够为市场提供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形成由债券发行、交易、风险管理三级构成的完整的债券市场体系。国债期货作为可对冲利率风险的衍生品工具,可以加强金融机构抵御利率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国债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做大我国国债存量市场,强化我国财政政策的施展力度。
二是价格发现功能,为债券市场提供有效的定价基准,形成健全完善的基准利率体系,有助于健全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
三是有利于活跃国债现券交易,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互联。我国债券市场有21万亿存量,但存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与柜台市场的多市场交易模式,这种格局需要有统一价格引导。
短期来看,国债期货的推出,或将分流部分资金,或对A股资金面造成影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随着国债期货的推出,A股投资者可以通过国债期货了解资金面状况和市场利率的走势,国债期货有望成为股票投资的重要参考。
对于铁路债券融资,是存在您上面提到的这些担忧。可能更好的办法还在于,引入社会资金进入铁路投资领域,解决铁路资金困局。按照现有的铁路建设速度,铁道部需要保持足够的融资能力,铁道部资产负债率也将进一步增加,这也将倒逼铁道部改革。对目前的融资体制做出改革,吸引民营资本投资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突破口。在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研究部署了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其中重点提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意在为铁路投融资困局寻找改革动力。
随着2011年6月底审计署公告对地方ZF债务规模的公布,引发了市场和公众对地方债务危机的高度关注和持续担忧。地方ZF债务源于1979年,截至2010年底,地方ZF性债务余额已达10.7万亿。
总体来看,我国地方ZF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案风险难以避免。从负债规模上看,目前我国ZF负债率(中央、地方ZF负债总规模/GDP)处于国际中下水平,整体负担不重。据我们的测量,目前我国ZF负债率为56.3%。从国际水平来看,我们ZF负债率不高。依据IMF的统计数据,2010年,日本ZF负债率在200%以上,意大利、希腊在100%以上,美国、法国、葡萄牙均在80-100%之间,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均在60%以上。而且IMF的统计数据以中央ZF负债为主,如果加上地方ZF负债(通常是市政债),则上述国家的负债率将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这同日本类似,这远比债权人大规模分布于海外的欧美情况来说,要稳妥的多。从偿债保证上看,ZF掌握着巨额可盘活国有资产和土地资源,对ZF负债偿还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庞大,截止2011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975亿美元。二是巨量的国有企业资产。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截止2009年底,我国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53.5万亿元(以及80万亿的国有金融机构资产)。三是地方ZF掌握的土地资源丰富,“十一五”期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达7万多亿元,土地可盘活资产空间还较大。从风险类型上看,我国地方ZF债务面临的主要是再融资的“流动性风险”,而非无力清偿债务的“偿付风险”。因此,从负债规模、偿债保证以及风险类型三个方面看,目前我国地方ZF负债水平总体可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在系统性风险可控的背景下,不排除某些区域和行业的偿债风险较大,随着偿债高峰的到来将会受到一定冲击。
从目前的条件看,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化解地方ZF债务风险。一是加快资源税、房产税改革的推进力度,增厚地方财政实力,增强地方财政对于地方债务的保护程度。二是加快市政债的试点,改变地方ZF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局面,在财政预算约束的前提下,加大发债在地方ZF债务中的比例。三是建立健全地方融资平台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其财务透明度。地方融资平台应定期向社会公布其债务到期、债务偿还安排等信息,接受债权人和社会的监督。最后,就是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构建最后一道安全网,准备剥离好的地方债务和坏的地方债务。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起源于企业债券评级,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但是遗憾的是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仍然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信用评级观念淡薄,信用评级流于形式。我国许多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债券时都没有充分考虑债券的资信等级,而是将债券的收益性放到了第一位,安全性和流动性随后,对一般的投资者而言信用评级观念则更加淡薄。而且在我国利率没有与债券的信用级别挂钩,债券的价格与利率在企业委托评级前就已确定,评级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
二是发债企业为了评级而评级,盲目追求高评级。由于政府规定对企业类主体债券必须进行评级,在这种情况下发行方不仅“为了评级而评级”,而且都盲目追求高评级。如果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等级达不到发债企业对最高信用等级的要求,结果出现要么放弃评级客户,要么评级机构违背评级的公正性而迁就客户的现象,结果造成市场对评级结果提出质疑和评级机构公信力的降低。
三是评级机构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迎合发行者要求。评级机构缺乏独立性是导致评级结果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而这部分是由于信用评级机构的多头管理体系决定的。比如,企业债评级业务的主管部门是发改委,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评级业务的主管部门是央行,公司债、基金等评级的主管部门是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也分别对银行和保险公司可投资债券的评级机构发放牌照。
因此,对于债券的信用评级体系,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
一是完善监管立法和统一监管机构。据近期媒体报道,国务院已批准央行作为信用评级行业的主管部门,中国评级行业多头监管格局有望由此终结。评级机构的主管部门的进一步明确,意味着今后评级机构的设立、内控管理、作业要求、处罚机制,甚至是违约率检验等都可能逐步出台统一标准加以规范,有利于构建独立、可信的信用评级体系。
二是监管当局应当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评级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对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的工作是否符合业务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如客户非公开息的保护、利益冲突的防范等相关内容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监管,加大惩戒制度建设。
自2010年3月中国证监会推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以来,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保持了平稳发展。融资融券业务量稳步增长,交易金额逐月递增,投资者信用账户开户数量持续增加,试点证券公司范围稳妥有序扩大,资本市场功能进一步完善。截至2011年8月31日,25家试点证券公司共有1980家营业部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服务,占25家试点证券公司2364家营业部的84%。截至2011年8月31日,融资融券累计交易金额4903.9亿元,其中,融资交易累计为4672.9亿元,占95.3%,融券交易累计为231亿元,占4.7%。按市场划分,沪市累计成交2969.2亿元,市场占比为61%;深市累计成交1934.7亿元,市场占比为39%。融资融券余额343.6亿元,其中,融资余额340.5亿元,融券余额3.1亿元。融资融券日均交易金额为13.9亿元。总体来说,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运行规范,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在肯定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您在问题中提到的“两小”现象。
对于交易规模小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目前仅25家证券公司获批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还有将近80家证券公司不能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未来随着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的全面放开,交易规模有望获得大幅提升。二是目前基金包括公募和私募基金还不允许参与融资融券交易,未来将逐步允许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参与融资融券交易,随着基金公司也可以融资、融券,则融资融券的交易规模也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对于融券比例小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前融券交易仅允许以券商自有股票作为融券的券源,券源不足严重制约了融券业务的发展。目前,证监会转融通业务正在紧张准备中,预计在未来数月即可退出转融通业务,解决融券券源不足的问题。二是目前的投资者还习惯于做多思维,对于做空还有一个接受和习惯的过程,随着融券业务的不断开展,再加上投资者教育的普及,投资者会将将融券作为常规的投资工具。
一般来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至少要能为国内外居民提供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相应的,一国货币国际化表现为一国货币获得结算属性(在国际贸易中被用来计价结算)、投资属性(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被用来计价结算)和储备属性(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被用作储备货币)。因此,如果要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可以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中的占比、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市场比重、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比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总储备中的比重等来体现人民币是否具有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属性。
可以预见,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三步:第一步是成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第二步是成为全球投资货币,第三步是最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现阶段没有必要提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更为可行的国际化思路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首先应该借助中国的贸易优势确立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实施“去美元化”的货币战略,逐步减少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结算货币的使用,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定,逐步扩大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国家货币的国际结算范围,进而成为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同时,应加大对内改革,积极培育和发展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境内人民币交易市场,为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交易货币跃升创造良好的条件。
总之,只有待人民币实现了结算货币、交易货币功能后,才有可能向货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主要储备货币跃升,对于中国来说,这将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民币国际化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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