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理论已经和其他各种西方理论一样，流通于中国学术中，并发挥一定影响。毕竟，西方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已被普遍承认。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处于特殊地位，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和分歧，就成为敏感而又重要的议题。
　　事实上，这种差异已经在我国理论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议题的争论，包括实践、主体性、辩证法等。而对现有体系的挑战，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因此，本着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澄清在迥异的社会历史时空下发展演变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性差异和分歧，就成为一个重要理论任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和分歧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是最基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而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拒绝和否定的。
　　本文不打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任何整体的分析评价，也不打算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孰是孰非作任何判断和结论。本文将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更特定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段时间内，在西方理论界发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和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突出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问题化了。参与这次讨论的，有欧美的一些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受到六十年代社会运动浪潮的影响，争论的问题涉及矛盾、异化和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以及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和分歧。经过这次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辩证唯物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别等等问题上，形成了在西方理论界颇有影响、甚至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乃至成见。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和成见，它都在理论上、智识上乃至合法性上，都对我们----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形成了挑战。由于问题的特殊性，对有关问题的专门论述还较少，“东西方”的差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领域，还保持着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的（或者更准确说是西方外向扩张、东方闭关自守）的局面。因此，本文将简要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的历程和主要论点，特别是欧美理论家在六、七十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作的论述。此外，本文的讨论对于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有所选择和侧重，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二战后（因而对卢卡奇和列菲弗尔只是提及），在观点上，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典型的学派和学者，即那些明确地拒绝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批评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者，而对非典型的、自成体系的西马理论家（如：阿尔都塞、科莱蒂等）则限于篇幅忽略不谈。
　　辩证唯物主义：从恩格斯到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方分裂，一般要追溯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来的发展。然而，在理论上追根溯源，有关讨论已经将分裂的根源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歧，甚至是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矛盾。这里，有必要先对有关称呼、概念作必要界定，并对相关的事件、着作、年代和人物，做一个简要的编年说明。
　　还是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终生合作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开始了终生的友谊和合作。两三年后，两位伟人合着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直到1931年才在莫斯科正式出版），这部着作被认为是奠定了唯物主义史观的重要基础，尽管马克思在这部着作中，以及他后来的任何着作中，都没有使用过“唯物主义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词。是恩格斯1878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唯物主义史观”,以及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由《反杜林论》的前三章改写）中，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马克思读过恩格斯的这部着作的全部手稿。然而，“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着作中都是找不到的。按照有关记录，首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一词的，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约瑟夫.狄慈根，他曾和马克思见面和通信。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于1894年用“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他认为：这个术语能最“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并以此和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及黑格尔的“辩证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 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普列汉诺夫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列宁的这篇着作，成为继《反杜林论》之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再一次正式阐述。
　　这里，对“辩证唯物主义”一词用法来历的考据，不能代替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分析理解，正如同马克思自己是否曾“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不能成为判别列宁是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标准；然而，这样追根溯源的考据本身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为理清马克思的本人的思路以及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建构和发展的而必须作的第一步。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独立的与合作的智识原创,到一个体系化、完善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中间经历了后人的建构、修正与补充，在这个过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初期领导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是通过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力量达到的。1931年，斯大林作为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领袖，发表了一项ZF法令，宣布“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938年，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它被科拉科夫斯基称为“整整一代人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教义手册”。 这就是被西马学者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典化”过程。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中，将恩格斯从自然史和社会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一般原则进一步完善化和体系化，确立了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普遍意义，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上的从属位置：“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从马克思还在世，直到“辩证唯物主义”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法典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比如，被看作是第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早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曾经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提出批评，认为恩格斯根本没有提及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互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更没有赋予其重要地位。
　　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科学化的过程中，其了重要作用。然而，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默许了恩格斯对其思想的整理、解释、抽象、提高，不同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是不（允许）存在有关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争论的，即便是卢卡奇本人，后来也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而继苏联之后出现的其他第三国际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照搬了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这样，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梳理、总结的、由斯大林所官方化、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总是和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所谓“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识。
　　六、七十年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分裂及其社会背景
　　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以意大利西马学者科莱蒂为代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突显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这场危机出现在1930年代，但被斯大林压制下去，经过一段漫长的悲剧性历史之后，终于在30年后爆发了。 然而，从笔者的观点看，这场危机的原因，更应该从二战后世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找。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战后重建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时间高速增长。战后美苏冷战的格局，取代了战前帝国主义集团竞争对抗的不稳定的国际政治局面，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浪潮方兴未艾，使得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相形见绌。这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内外大环境。
　　世界进入了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然而，这对于以武器的批判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却是严峻的挑战，因为历史的发展，和革命导师的推测相去越来越远了。东方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的社会、政治和话语条件下，必然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上的修正创新和实践上的改弦易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