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斤于不重要的细节，我们就会忘了：我们的目的乃是在琐碎的现实中找到有一般化意义的东西。如果“扔苹果”不够满意，那从高楼上扔一包垃圾行不行？又嫌“高楼”不够具体，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高楼是20层，高楼及其附近道路都是私产，或者这高楼是在一般小区等情形又何妨？觉得砸死的对象很重要，那又何妨假设死的是一个老太、一个官员或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等等？觉得时间天气重要吗？不妨又分白天黑夜，下雨不下雨？——细节可以添加改变，但这现象背后蕴含着关于责任和权利的一般化原理，此议题是永远存在的（否则经济学上那些经典例子怎么来的？张五常以大湖捕鱼的例子说明租值消散岂非同样无必要、无意思了？）。如此找到了真正的问题，为什么还要让不重要的东西困扰自己？
事实是：本例属于高空掷物的行为，而高空掷物在现实中是普遍情形而不是什么古怪特例，因此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进一步而言，高空掷物，无论是扔苹果还是扔一堆垃圾，就它们蕴含的一般化意义来说，差别也不会太大。此外，一个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在法律上有区别；扔苹果的情形是“无意中”。
至此，暂可简单归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高空无意掷物伤人，按现行法律如何确定责任归属？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这责任归属是如何被决定的？”如果更普遍地说，不但高空掷苹果，问题更是“发生侵权事件，责任如何被决定？”——那就包括了有意-无意、苹果-其他物品、不伤人-伤人-死人等等更复杂的情况了，摊开来就是法律中整个的侵权责任原理。
在现行法律上说，该例扔苹果没有杀人的故意，但如果楼下是经常有人的公用道路，很可能法官判决时会依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判属过失杀人。量刑上，依法应判三到七年，情节较轻的可判三年以下。但根据一些类似案例判断，实际的判决很可能是按较轻论处，并赔偿一定钱银。（插一句话：什么叫真实？站在法庭上接受宣判的时候才能真的真实，呵呵）
如果继续问这法律如何形成如何变迁，那新制度经济学就有用处。
基本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责任发生的前提是有权利存在，没有权利界定就没有所谓的责任。好比，若没有生命权利应受保障的界定，杀人怎么会有责任可言？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承担责任所值，理解为受损权利所值？又，正如前述，所谓权利，是要被明确界定的，如果模糊不清，我就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从而无所谓归责；而界定就要发生交易费用。那么，在逻辑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一个社会中责任分配被决定的过程：
社会上的各种权利陆续被“更”清晰地界定，包括已有权利的变动、产生更多的权利等情形。这都发生交易费用。被界定的权利在客观上受到损害，从而在相关各方之间发生归责问题。归责就是权利对价之后的不足部分应由谁付、以什么形式支付。退回来说，如果某项权利界定模糊而有人感到受损，他就要努力界定这些权利——也有所谓交易费用产生——而同样的情形出现得足够多，我们就能看到前述各种权利“陆续被更清晰地界定”的情况，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成文法例的变更。
回到苹果的例子，为达到简化的目的，我们可以排开细节，认为事件只涉及甲乙两人三项权利：“人的生命权利不受侵害”，“道路的归属如果明确，则任何方式的使用均须向路主付费”，“任何人都有自由行为的权利”。那么扔苹果砸死人，实际上就是两人三项权利之间发生了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交易），而所谓责任就是涉案两人各项权利对价之后的差额部分，某人尚欠差额，应以更多的其他权利为代价补足。又暂定前后两项权利被明确界定，而道路也可能被置于公共领域，也可能属甲属乙，那么在不同权属情形下，按前述对价概念，量刑差别实际上是和道路权利界定的实际情形挂钩。推而广之，责任的归属与这个社会产权如何被界定息息相关。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假定责任等于权利所值，那再说产权如何被界定将决定责任归属，无异于同义反复；不过我有了个新的主意，或者可以在同义反复中翻出去，搞点新意思。具体还得花点时间。这里抛开扔苹果的例子，不妨找个更复杂一点的（本质上和扔苹果无异，但活动的空间大一点）。
比如：行人违章横穿高速路，被依法驾驶的司机无意撞死，两人责任如何被决定？作为对比，还可以举另一种情形：若行人是横穿无红绿灯的路口（无所谓违章）被依法驾驶的司机无意撞死，两人责任如何被决定？现实的法规，对司机而言，一般前一例责任较轻，为什么？还可以加上更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考虑到现行制度安排，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发生交通事故时赔偿标准不同，这例子就更热闹了。
保持关注，我还得再想想。
ps：偶是新人报到，先向各位前辈拜山头，以后多多关照，各位前辈新年快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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