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明开化的“先来后到”，世界对日本的认识，要早于日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世界对日本的了解，一定比后者对前者的认识来得深广。近百年来出自各个主流文明国家的汗牛充栋的所谓“日本学”论著，经过大浪淘沙，到现在有重温价值的还剩几何？
在所剩无几的学术“库存”中，有几种却无论如何无法绕过不提，譬如《菊与刀》、《武士道》、《日本论》和《日本人》。
“四书”之中，最著名者无疑是《菊与刀》。确切地说，这部付梓于“二战”后期的人类学著作，系受美国军方委托、基于“美国即胜、日本必败”的前提下的、旨在为战后前者对后者的占领和统治而提供的战略政策研究报告。这部书在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尊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不过，应该指出，在日本学界，对《菊与刀》的学术价值，始终有不以为然者。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更多是与著者本人的学术“资历”、背景有关的“质疑”，比如认为既不通晓日文，也未去过日本的著者仅凭对“特定时代”（战时）的“特殊社会集团”（在美日侨、日俘）的社会心理调查得出的结论，难以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云云。
《武士道》为“四书”中之成书最早者，于中日甲午战争后4年、日俄战争前5年的1899年（明治32年）在美国出版。单看出版年代就知道，明治末年，正值日本战胜清国之初，士气大振，一方面，与俄国积怨日深。说白了，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同时，拼命成为列强一员的时期，也是“崛起”中的东洋社会被西方当成“黄祸”而大加妖魔化的时期。作者新渡户稻造，为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德留学，获博士学位。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之一，其肖像至今印在5000日元的纸钞上。
以经过作者的美国太太捉刀的、通俗晓畅的英文写成的《武士道》，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对“东洋文明”的扫盲课，是一曲关于日本文化的激越、抒情的昂扬礼赞。
《日本论》和《日本人》为国人的著作。前者为国民党元老、民国时代政治家戴天仇（季陶），后者为一代军事理论家、抗战名将、国府高等军事顾问蒋百里（其与日籍夫人之女钢琴家蒋英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两著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末，恰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战云密布日益走向亡国灭种边缘的时期。前者与直接受“9·18”国难刺激而成的多卷本巨著《中国与日本六十年》（王芸生著）并称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巅峰之作。
戴、蒋两位，同为民国时代的“知日派”。与军人出身的蒋百里相比，戴天仇对日本的理解沉厚精粹，文字博大雄深。用民初政治家胡汉民的话来说，“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好。……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解剖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在短短不足10万字的篇幅中，纵论岛国从皇权、国体，到信仰、宗教，从武士、财阀，到政党格局、两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诸多论述，即使在77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振聋发聩，不失“时效”。
相形之下，蒋将军的《日本人》似略显单薄（客观上，“四书”之中，此编的篇幅也最小，仅不足两万字）。但以职业军人、战略家的“专业”视角扫描日本战前的政经、军情和外交走势，并联系欧战的历史，指出日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并借德国人之口说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一介“主战派”将领的决绝身姿跃然纸上。
摘自刘柠《日本的传统有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