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粮食主产区农户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仍是以直接经营为主，间接经营主要出现在靠近城镇、户均耕地面积比较小的村庄。土地流转对于广大农户来讲还是以新鲜事物。事实上，除了那些家庭次要劳动力不足、土地收益在农民总收入中比重极小的农户，绝大多数农户都不愿放弃对土地的直接经营。这是我们在研究总部粮食主产区“三农”问题时必须尊重的前提和基础。
不能轻言土地在农民收益中的贡献下降。从前面对农民收益结构的特征分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农民从土地上获取的微薄账面收入远不可以同农民从土地外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土地收益在农民收益中的比重较小，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我们不能忘记土地之于农民的功效在账面收入中被大大低估了。土地之于农民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光依靠土地农民不可满足维持生活所需的货币性开支，但完全放弃对土地的直接经营，就会大大增加农民的货币性支出，这远不是农民看似丰裕的打工收入所能补偿的。由此可见，中部粮食主产区农户对土地存在很强的生存性依赖，无法改变直接经营土地的生产经营状态。因此，要想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激活农民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比须降低农民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我们认为发展农村及附近小城镇的二、三产业对于真正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农民对土地生存性依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此做核心在于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吸引到农村，将农村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留在农村，通过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农村经济和农村面的改善。并且只有那些在农村或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才不会被城市中较高的生活开支所冲抵。这样，农民才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长期的、稳定的财富积累过程。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土地对于农民的效用才会降低，农民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才会降低，农民才有可能放弃对土地的直接经营，从而为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条件。因而，发展农村中的非农产业才能为农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
流转后土地用途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流转的土地大都集中于农业领域，仍是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经营农业，转为工商业用地和居民住宅用地的几乎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商业不侵占农地，而只是说明不采用同农户签订流转合同的形式占用土地。它们大都打着政府的旗号，以国家征地的形式，堂而皇之的将农业用地低廉地转为工商业用地，且补偿收益多为政府部门所截流，农民只享有很少一部分。因此，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来分享工商业领域高额利润的路子目前仅存在于理论中，在现实中面临着太多的阻力。我们希望基层政府能够依法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严格执法，绝不能滥用权力。另外，中介组织的缺乏，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调查中所出现的土地流转现象几乎全部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个别契约，很少有政府（村委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企业的身影。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甚至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都离不开一种强势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行为。因而，基层政府绝不能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中等闲视之。
仅从家庭账面收入来讲，目前中部粮食主产区69%属于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和完全非农业户。这个结论可能和学界普遍认同的目前77%的中国农户属于纯农业户和以农为主的兼业户有较大出入。我们认为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户土地外收益的核算。由于我们是采用访谈记录的形式作的调查，因而将那些外出打工却仍然分的土地的农民获取的务工收益加到农户的总收入中。又因为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外出务工者，这样微薄的土地收益绝不可能在农户的收益中占大头，自然绝大多数农户就属于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和完全非农户。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农村中有一定比重的“空巢家庭”即Ⅰ类家庭，农户的收入100%来自土地。但他们并不是农村中的主流。
纵观七天的调查以及自己以往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了解，我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和体制的长期积弊。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一个长期历史性的过程。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固然需要国家的宏观规划和设计，需要整个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彻底变革。但是要想使这样一种局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适合于形态万千，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迥异的中国千百万农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在创新思路，解决当地的“三农”问题上是可大有作为的。同时，中央、省、市各级上级政府要对这种创新予以保护和鼓励。中国人爱树典型，爱学经验，自然关于“三农”问题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我看来，当我们特别是基层政府在面对这些成功的经验时看到的不应只是各种独具特色的新鲜做法，还应有勇气；不只是那些条文式的规定，还应有一颗真诚的面对农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