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蔬菜在“最后一公里”坐地涨价，并不是北京独有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不能完全自主供应蔬菜的城市，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治理和打通“最后一公里”，几乎成为平抑菜价的关键，但它同时也是ZF工作的一个难点。
　　“最后一公里”让蔬菜涨价，其成因非常复杂。在各种调查结论中，以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的研究报告较富有启发性。这份报告分析了蔬菜在“最后一公里”涨价的三个体制性、政策性原因：一是ZF对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各城市的批发市场大多由社会投入建设，并以营利为目的，导致进场费、摊位费、交易费不断高企，最终反映在菜价上；二是在城市卖菜的农民生活成本高，社会保障匮乏，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零售环节对蔬菜加价；三是农产品的增值税抵扣政策没有完全落实，让超市的蔬菜价格始终比农贸市场高。
　　当然，这三点并不能囊括菜价上涨的全部因素。在不少城市，流通环节过于复杂，从菜地到消费者之间的渠道严重不畅，部分经营者垄断市场、操纵价格，也是蔬菜及其他农产品价格走势怪异的原因所在。曾有媒体报道，北京打掉一个横行市场多年的菜霸，大葱价格竟一度下降了一成多。从这个例子也不难看出，“最后一公里”既有根本性的体制性因素，也包含了市场自身滋生的许多不确定因素。
　　地方ZF在调控蔬菜价格时，过去采用较多的是政策性工具，比如硬性要求批发市场降低进场费、摊位费，或对相关环节予以财政补贴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几乎有立竿见影的降价效果，但缺点是效果难以持续。市场稍有风吹草动，或ZF的管控略有放松，菜价马上就抬头了。政策的频繁收紧放松，让蔬菜市场表现出某种调节功能紊乱的迹象，经营者缺乏长期预期，投机行为也更为活跃。
　　从长远看，要想稳定一个城市的蔬菜和农产品市场，就必须建立公益性的基础流通设施，让城市自发生成的批发市场逐步变为ZF主导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取缔各种于法无据的进场费用，降低流通成本。但在这种理想的流通方式出现之前，地方ZF应向各级批发市场引入外部监管机构。蔬菜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与一般市场不同，它维系着一个城市的消费命脉，如果其经营管理完全按照内部规则进行，或者说，如果它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就难免衍生出各种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现象。比如说，进场费作为一种市场准入的收费，往往只在市场垄断的情形下才会产生。目前普遍存在的进场费，事实上并不是正常现象，它的顽固存在正是市场本身不正常的一个反映。此外，如果批发市场的各个环节能始终置于严格的管理之下，也不可能出现横行十年的菜霸。
　　除了加大投入和严格管理之外，地方ZF还应创新思路，利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设立更为简化和便利的蔬菜销售机制，如组建专业的蔬菜直销网点，实现批发市场和零售终端的对接。在这方面，乌鲁木齐有两名“卖菜哥”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从批发市场将菜直接拉到居民跟前”，这种做法就很值得借鉴。